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
這首歌，象徵着陳順馨的北大情懷，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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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到家國
長久以來的社會運動參與，使得陳順馨從制度問題過渡至思考民族。
「我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時反思殖民統治與資本主義的問題，當我們思考更好的制度，人類的未來時，參照的就會是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旁邊的祖國正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卻什麼也不知道，而且情感疏遠－這是我在荷蘭讀書時發現的。」
1981年，陳順馨長年搞社會運動到有burn out（燃燒殆盡）的感覺，希望休息一下，結果決定讀書。當時一個在官塘居民諮詢服務認識的朋友介紹她到荷蘭的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讀Development Studies（發展學）。
「我在讀發展學的時候，總感覺有些地方讀不明白，特別是當提到nation state（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時候。後來我恍然大悟：我沒有在民族國家生活過，一直生活於殖民地裏。因此sovereignty（主權）、army（軍隊）等的概念我都是沒有經驗，難以進入。」
「同時，當很多人問及我是哪裏人，我的身份困擾又走了出來。外國人不會明白香港在哪裏，反而會知道中國，因為八十年代初在外國仍然有種中國熱。得知你是（或不是）中國人，就會與你討論中國問題，但我卻是什麼都不知道。」
陳順馨一直以來拒絕在入境卡上國籍欄上填上「英國」，但寫上「中國」二字後卻會被關員改為「英國（香港）」。在國籍意義上，中國只是她的鄉，英國是她的國，香港是她的成長地。
在荷蘭異鄉的種種經驗，讓她萌發了認識中國的心，把中國化成心中的鄉愁，要去尋鄉。結果，她考上了北大的中文系的研究院。在香港見證了八九民運，她決意要踏足祖國，分擔起國族生死存亡的悲憂，以「中國人」的身份與北大學生向當權者說不。
1989年，陳順馨已經35歲，這次她一去北大，卻是碩士博士學位一唸七年。
只是，要成為一個「中國人」，卻不是那麼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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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家國，尋根
1990年6月3日，陳順馨入讀北大過半年。
那晚，颳風，打雷，閃電，下雨。北大校園內人人神色凝重。
陳順馨在校園散步後如常的走回宿舍，樓下看門的小伙子過了下班時間仍然站着。陳順馨笑着問：「你是派來監視我們的嗎？」他笑了一下，沒有回答。原來當時，北大所在的海淀區已有荷槍實彈的武警把守。
她上了樓，在宿舍樓用錄音機播放《血染的風采》。忽已聽到對面有摔瓶子的聲音，大家變得緊張起來。陳順馨在陽台上也把空啤酒瓶往外扔，落在草地，發不出聲。
摔瓶子的聲音變成信號，及後摔瓶聲四起，研究生宿舍外不斷聚集人群。她到了樓下空地，兩邊對窗的宿舍，有同學往外摔瓶子，有的扔燒着的報紙，有的唱國際歌，有的在喊：北大，北大，不怕，不怕！這次，陳順馨以北大學生的身份，大聲唱起國際歌來。
有人呼喊散步去，意思是發動遊行。聚集的同學開始往北大學運中心點三角地進發，遊行人數上千。到達三角地時，一名學生站起來，在顫抖地演講，很快受到一名男子干擾。聚集的同學起哄，男子退下，那名學生繼續演講，不久又有人上前阻止，聚集同學再次起哄，經折騰幾翻後，系裏老師來到現場，勸學生回宿舍睡覺，人群就被迫散去。
此後幾年的6月4日，這種場面再沒有發生。校方加強控制，1989年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相繼離校，校內氣氛冷淡下來，整個社會也被商業大潮所籠罩。
陳順馨與北大學生的差異，慢慢凸顯出來。雖然同學認為她比本地同學更本地，但無論是口音，背景，甚至是1997將至時，她着手申請在北京從事教研工作時所面對的身份問題等等，都在說明：你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在六年多的北大生活中，我一直希望別人不要問我從哪裏來，而是接受我就是我……但身份的問題並沒有遠去。由於是個香港人，在最後的階段，我甚至無法留在我愛的人身邊和留在北京工作。不過，這些創傷性的經驗，跟我在北大渡過的這段人生黃金時期的所獲，是無法比擬的，更激發我從一個新的角度思考身份與民族國家的問題：能不問「我從哪裏來」嗎？究竟「根」在哪裏？
──《正值銀杏生輝──記北大》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想通了有關『根』的問題。」
這本書，寫於2000年。
「我本來以為『根』應在大陸，要有個民族源頭。畢業後因為香港人身份問題而不能進入屬於國家機關的北大工作，決定返回香港時，就會覺得『根』已經種下在北京，嘆息要把『根』拔起。」
「後來我想通了，『根』不一定是埋在土地下，正如我不一家要留在內地。『根』可以有氣根，水根。『根』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泥土可以是它養份的一種，水是一種，空氣是一種。香港也有養份，而且很多時養份是要自己去創造，而非由他人提供。」
「當我想通了『根』的問題，我就釋然了。北大有我的根，香港也有我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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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
這幾年來，陳順馨是真真實實紮根香港，她與一群朋友合租南涌農地，耕種保育。
其實所租之地，九成是魚塘，一成是耕地。魚塘的魚不賣，主要用作飼養候鳥，另外一成土地進行復耕，並種植不同農作物。
根在香港，也就意味着感受這片土地上最沸騰的脈搏。
2007年保育皇后碼頭運動，陳順馨就在碼頭上與當時的保育運動者對談。那個時候的運動團體叫「本土行動」，反對清拆皇后碼頭，提倡保護本土文化與集體記憶。
「那個時候陳景輝（運動者之一）他們說與七十年代的人有對話空間，反而感覺與八十年代則沒有。他們覺得保護天星皇后碼頭與七十年代比較有共嗚。八十年代已經是議會政治；七十年代比較多街頭運動，所以他們有興趣與我討論七十年代的事。」
「我們那個年代的政治化過程，是落區，搞活動，慢慢思考制度的問題。」
「80年代是另外一個階段。那是議會政治的年代，我很快就對議會失去幻想了。」
曾經也有人找過陳順馨參選。
「因為我是社工，又有搞婦運，也有接觸基層，就有人着我去選。我的性格是不喜歡議會政治。我認為進入議會將有很多局限。而在後來亦會慢慢看到有些人進入議會後變了質，不論是街坊還是我們熟悉的社運組織者。
「比如說有個街坊是居委會主席，成功當選區議員，有了個議員辦事處。本來那個目的是把在區議會所得的資源回饋各種基層組織。後來很多人把事當成自己的事，沒有了這種想法。他們會傾斜了議員的身份，有些考慮已經不同了。這可能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制度。」
「人在不同的位置，那些政治與策略也會不同。會使人背離初衷，不能代表基層。」她一再強調。
「這可能也是今天希望參選的年青人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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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連結的本土
齊豫在台灣東森新聞的訪問裏，細說唱了「橄欖樹」30年的差別：「我以為我找到了我的橄欖樹，其實我現在又開始另外一個追尋的過程，即是說，橄欖樹其實還是一個又一個遙遠理想，我又有新的目標再去追尋。」
橄欖樹只是個象徵，代表一種尋夢的過程。如果對於陳順馨來說，這或者就意味着尋根的過程。
今天的她，根在local，或者更準確，是土地。
近年的陳順馨，致力推動農業運動。
「我們談糧食問題，食物全球化，我們是go local的，去打globalization（全球化）。當我們go local的時候當然是落實到耕田，講本土政策，我們是紮根於一個位去談的嘛。」
今天香港社會流行「本土」，其中一個劍指的對象就「中國」，要與之切割，甚至牽引出一股香港民族主義的思潮。
「但這樣的本土會不會有點狹隘？如果是出於世界公義，國際主義的原因而要反對中國，這也我能理解。七十年代我們的參照就是無政府主義、托派，他們比我們看得深遠，看到世界；而我們當時只能看到民族。」
「如果說到農業，我們go local的時候是談connection（連結），正是因為我們與土地割斷了連結，所以要re-connect（再連）。現在如果永遠希望disconnection（切割），則很麻煩，因為全球密切相關。我們要反對壓迫，可以主動要求以另一種方式的connection，不以現在的做法去做。」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做本土行動，與生活各種的本真re-connect，就會產生『關係』，不會斷裂。而『關係』不是今天政黨可以操縱到的東西，是可以我們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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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我曾經擁抱的中國，現在也變得複雜，重新認識我們之間的關係，或許是下輩子需要努力的事。」
陳順馨在《正值銀杏生輝──記北大》一書的結語如是道。
書出版到今天，已過15年。
「我曾在北京生活七年，今天再理解中國，更加看到不論在哪個地方，其實也是相通。香港一直以來也難以脫離中國整個歷史文化，經濟與生活。從我們父母一代的生活經驗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只不過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正在一直改變而已。」
「你身處何方，已經不重要，我放下了那種執着。這可以放到全球的視野裏，local and global（在地與全球）只是概念上的分別，實際上你在local所做的事與global是有關連的，互為影響。這些過份conceptual（概念性）的東西應該被消解，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整體性：任何一點都能產生影響。而這個點，就是你的『根』，變化就會出現。」
「認同與不認同中國人已經不是最重要了。如果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不會否認。但我不會說要死死守着這個身份。身份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不論民族身份，階級身份，性別身份。我在解構這些身份的時候人就會變得輕鬆，但我不會全部否認。這些東西既是存在，卻又不必牢牢抓緊。我們可以在各種身份當中遊動。」
「有些東西在你心裏，不用否認，也不用被之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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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為什麼流浪遠方，
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橄欖樹。
訪問結尾，陳順馨唱起了這首歌。
「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身份在，也是不在。」
她輕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