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民主發展前路

許寶強:極權民粹下的社會自我保護

香港今天的政治與管治危機的「深層次矛盾」,其實早在1980年代種下。


示威者於去年香港「雨傘運動」清場前,在佔領區留下寫有「WE WILL BE BACK」 標語的貼紙。
攝:Brent Lewin/GETTY
示威者於去年香港「雨傘運動」清場前,在佔領區留下寫有「WE WILL BE BACK」 標語的貼紙。 攝:Brent Lewin/GETTY

隨着建制派非常突然的荒誕表現,2017特首假普選方案,終於大比數否決落幕。紛擾過後,各方都必須思考前路。回顧及檢討過去,自是不可迴避的第一步。

30年民運背後的雙向運動

香港今天的政治與管治危機,自然與「831」和「689」這兩個數字直接相關,然而,引發危機的「深層次矛盾」,其實早在1980年代種下。

從民主運動的角度回顧1980年代,焦點往往集中於中英談判和八九六四。最近網媒一系列有關民主回歸和匯點的深度報導,是較為詳細的相關討論。這裏補充一個相對受忽略的視角,也就是一種政治經濟學或文化經濟學的角度,循此探討香港當代危機的前因。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分析了20世紀上半葉歐洲文明危機的歷史原因,提出了著名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概念:一方(主要是政權、商人、經濟學家)強調,人們必須依據「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透過圈地建廠、圍田造屋,急促地改造社會,才能夠達至安定繁榮的烏托邦;另一方(主要是佔人囗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則需要直面這激進的社會改造工程所帶來的影響,包括生態災難、兩極分化、文化衰敗、流離失所,從而激發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

借用這雙向運動的視野來分析當代世界,可以看到,1980年代,正是英美主導的全球「新自由主義」文化大計起航的年代,以「自由市場」等「離地」理念,造就了往後30多年的財富重新分配,從99%的民眾流向1%的富人手中;1980年代同時是中國大陸開始引進英美的「自由市場」觀念,急促推動「改革開放」,工商金融業高速增長的年代。「努力興建」三峽、核電、高鐵、房地產項目的同時,也「盡情破壞」生態、社區、文化,走上了貧富日益分化、政權不斷維穩的不歸路。更重要的是,這些急促的政治經濟變化,同時也導致社會價值的改變,短視、單一、狹隘的功利思想盛行,重視真、善、美的價值被貶抑漠視,進一步為接收偏激急進的「新自由主義」劫貧濟富文化大計,掃清了障礙。

身處全球和中國大陸的「鉅變」洪流,香港近30年也經歷了類近的政治經濟變化,依據「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等「離地」信條,鼓勵中環價值,助長財團壟斷,急促改造農村和都市地貌,把土地、生態、人化作為謀利的「資源」,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政治權力集中於由西環操控的本地政商,以至跨國及中資財團手中;而在「中港融合」的大勢之下,來自「改革開放」後的北方功利主義和「現實政治」,與本土「務實」的中環價值相互共鳴,鞏固了「搵錢至上」的統識(hegemony),為不擇手段追求狹隘經濟增長的社會改造工程──也就是對生態和民眾構成極大威脅的急進大計,造就了基本的文化條件,但也同時催生了各式各樣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

在香港與全球其他地方,社會自我保護運動所涉及的範圍,包括關顧環保、本土文化、貧富懸殊、民主人權,這些運動嘗試保育自然生態、社區文化,讓民眾不致在「新自由主義」文化大計所催生的社會急促變動中流離失所。這種種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跟雨傘運動中高揚的重奪未來、命運自主等訴求,基本一致,其核心是守衛民眾拒絕奴化臣服的權利。

在兩種極端急進的政治力量中尋找空間

如果說,過去30年香港政治經濟急促變動的推手,以至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包括民主運動)的阻力,主要來自中港政權、建制與財團的偏執傲慢、激進掠奪,那麼今天香港社運需要面對的,還得加上分裂自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內部的政治力量,包括極端排外的「本土主義」。儘管這兩種極端的政治力量表面上互相攻擊,但實質上卻共享偏激急進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具體的表現,是抗拒認真和有耐性的公共討論和諮詢,取而代之的是:政權建制的語言偽術、公關伎倆,在沒有系統分析、具體研究的情況下,匆匆通過高鐵、東北發展撥款,強推教改國教科、社區驗毒;又或是排外本土的情緒政治、民粹操作,把源自中港官商共推的急促社會改造,以至随之而來的兩極分化、生態危機、社區生活的流離失所,轉化為「族群」矛盾,從而錯置了問題及「敵人」,令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兩面受敵。

值得指出的是,真正抗拒來自政權建制和排外本土這兩種偏激政治力量的,並非是香港的政治光譜中的所謂的「溫和民主派」。

值得指出的是,真正抗拒來自政權建制和排外本土這兩種偏激政治力量的,並非是香港的政治光譜中的所謂的「溫和民主派」。因為這種「溫和」,主要是以行為形式來定義──不贊成拉布、佔領,寄望以談判的方式,追求「循序漸進」,也就是在中港政權設定的框架下爭取民主。然而,倘若對手是偏激極端的政治力量,企圖急進地改造社會,令不少港人在精神和物質上流離失所,那麼抵抗的方向和方式,自然應是建立能夠阻擋這些破壞力量的社會自我保衛機制,行動形式上的「溫和」與否,並非關鍵,重要的是能否有效地保守永續發展、社區文化及自由人權,而堅定以至寸步不讓的原則和韌性長期的組織工作,比「溫和」的行動形式,更能準確表述或概括真正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特徵。

行動形式上的「溫和」與否,並非關鍵,重要的是能否有效地保守永續發展、社區文化及自由人權,而堅定以至寸步不讓的原則和韌性長期的組織工作,比「溫和」的行動形式,更能準確表述或概括真正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特徵。

香港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將面對的阻力和困難,除了來自政權建制的壓力、劣質殖民體制的框限、收編了的媒體的封殺,以及排外本土的分裂攻擊外,還包括社運内部在組織、領導、願景、目標方面的有欠完善。不過,雨傘運動和否決政改,展示了有利於社會自我保護運動成長的空間,包括建制派在長期受壟斷特權保護下孕育的低劣水平,特別是在相對自由開放的港式文化和制度程序下,將無可避免地經常犯錯;另一方面,排外本土自身的分裂與局限,加上社會上存在限制極端急進暴力的土壤,也能減輕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壓力;最後是青少年的政治意識和行動能力的不斷成長,這正是民主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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