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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獨行的反對者──區龍宇(上)


踽踽獨行,深深思索。  攝:葉家豪/端傳媒
踽踽獨行,深深思索。 攝:葉家豪/端傳媒

2015年的6月4號晚,學生在維園的悼念舞台上燒毀基本法,要求修憲,引來社會討論,不少學者以至議員口誅筆伐,少見支持的聲音,甚至後來也少見學生們的自辯。

基本法要重新制定!倘若把基本法當作是神聖的東西,處處拿基本法作為民主奮鬥的依據,那同樣是有害的誤導。我們的基本方向是要求民主重訂基本法,而不是連民主奮鬥也要按基本法辦事,也反對按基本法規定的程序要求修改基本法。

這段話並不是來自學生的口中,而且,這並不是今天的評論。這是來自1997年一本叫《先驅》的民間獨立時政雜誌,文章題為《重訂基本法的X個理由》,作者叫區龍宇。

作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他的主張長期都被譏笑與諷刺,當年任何人若被懷疑是托派,就會被疏遠。我問他如果現在回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的青春歲月,會怎樣評價所經歷的一切一切?

「八個字……」

來,我開始數了!

「踽踽獨行,深深思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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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初覺醒

區龍宇今年已經58歲,他十多年前的批評直至今天仍然鏗鏘。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始終無人問津。

身形瘦削的他,頂着一頭銀髮,一副金絲眼鏡裏有着深邃的眼神,總是面帶笑容。這種笑容,多少是種飽經歷煉的從容。

那時是1971年,他當年十四歲,中學生。1971年7月7日,學聯發起的「保衛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不理會警方要到政府大球場的要求,堅持在維多利亞公園示威。幾千人在維園示威,在當時的社會來說,已經是驚動的大事。

「港英政府鎮壓那幾千人的示威,很多人被威利警司警棍打穿頭,這樣一來,市民大眾就憤怒了。」

翌日他看報紙知道事件後非常憤怒,去了找學聯希望可以出一分力。當時學聯有保釣運動中學生組,他幫忙辦展覽,派傳單。這是他第一次的政治經驗。

十四歲的他之所以會對保釣感到憤怒,不得不談到當時的青年刊物。《中國學生周報》是其中一份很有影響力的青年雜誌,對很多人扮演着一種啟蒙的作用。

「我的啟蒙老師算是《中國學生周報》。在保釣運動之前我就一直在讀《中國學生周報》,內容談到民主,中國近代史,五四運動,亦介紹了不少五四時期的文學家與漫畫家,例如豐子愷的漫畫就見於每期。同時該報介紹了不少美國花生漫畫,帶來進步視野:例如以往漫畫只得白人角色,但後來慢慢增加了黑人或其他拉美裔角色。《中國學生周報》孕育了我的民主意識,潛移默化地就會關心社會。」

「港英打人的舉動,其實很容易喚起反殖心理。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初步覺醒。那個時候,只要你不是高等華人,對殖民政府是有一種憎恨心理。舉個例子,我曾在街上親眼目睹賣雞蛋的小販,被經過的警察沒作一聲地把整籮雞蛋踐踏,然後喝令小販離開,小販唯有聽命,默默遠去。這樣的事當你看多了,不可能不反殖。」

這與今天社會對英殖時期的推崇備至,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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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主張

1976年,歐龍宇中學畢業,投身社會,同時正式加入《社會青年社》,1978年與《十月評論》此刊物組織合併,成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革馬盟),是當時有名的托派(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認同蘇共革命家托洛茨基的思想,長毛梁國雄當年也是成員之一。托派在整個七十年代及其後,可以說是備受打壓。

「當時托派看待中國與香港,簡單概納的四個口號是『反資、反殖、反官僚、爭社會主義民主』。反官僚是針對中共。托派認為1949年在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並沒有錯,而且革命打倒地主階級,農民分田地是必須的。地主不過憑世襲就壟斷財富,如果不消除地主經濟這種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則沒可能發展完整的國內市場。」

「然而,中共的官僚統治與一黨專政則是錯誤的。民主革命的起點理應是召開立憲會議。英國沒有一次性的憲法,但從十三世紀的Magna Carter(大憲章),一直至後來確立了國會至高無上,從此皇權受限,亦能視為是一種立憲革命;法國如是,德國如是,1848年全歐洲的革命亦如是;1905,1917年的俄國革命都是要求召開立憲會議,只不過沙皇不批准而已。但是中國1949年的革命並沒有召開過立憲會議,只有過政治協商會議,把共產黨及民主黨派都聚在一起,是黨的會議,而非普選亦非全權的會議。最後在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有人民代表在內,然而那時的會議而被中共牢牢操控了。」

「托派當時的口號並不是要求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召開國民會議』,回歸到民主革命的道統,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托派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堅持這種民主革命的原則,亦此不同意中共那場一手包辦所有的革命形式,希望可以透過國民會議的展開來落實形成一個民主共同體。」

這樣的訴求,使得在大陸的托派遭受中共的肅清。1950年起,中共以「反共反革命」為由開始逮捕托派,徹底摧毀了中國托派。被捕的托派都沒有經過法院公開審判,大多數人在口頭宣判後即被送去勞改場所服刑,一小部分人留在監獄裏。部分托派分子成功逃離大陸到香港,繼續辦地下刊物,傳播理念,是為香港托派的起源。在1970年代,這批逃到香港的托派多是五十來歲而已,仍然活躍於在港的托派組織與筆耕不絕。區龍宇參加了屬於托派的《社會青年社》。

我問,托派對中共的態度似乎有點尷尬:認同中共那場革命的需要,但是反對其具體形式及中共的統治合法性,對中共介乎承認與不承認之間。

「不是,這是實事求是。世界上沒有非黑即白,總有矛盾,因此在歐洲的政治文化裏critical support(批判地支持)這種態度是常有之事。反而在香港與台灣政治文化上仍有華人文化的壞傳統:要麼你支持我或是反對我。大陸則更加不用說。此亦是為什麼今天泛民一盤散沙,因為大家都沒法接受critical support此種立場。」

這種critical support的立場,不論今天還是在七十年代,都無法被接受。

「國粹派自然會攻擊我們,自由右派都會攻擊。後者認為1949年的革命本身是有問題的,不應出現,如果支持革命則等同支持地主該被罰跪玻璃。但是我們認為需要革命並不等於要跪玻璃,不等於要把之打成黑五類,其子女則備受歧視連學習的機會都被剝奪。我們要的是改變土地的擁有權,而不是要把人消滅。中共最大的問題是結合了史太林的一黨專政以及中國傳統皇權的不包容。國粹派對我們的批評,亦正是如此,無法接受我們對革命的critical support,把我們打成蘇修、特務、反革命、反華、反共、反人民。當時《新晚報》、《大公》、《文匯》都有這樣攻擊我們。」

1974年,工聯會出版的《香港工人》裏,批評托派為「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走狗」;1975年,港大學生會國粹派掌權,在《港大學生會通訊》及《卸任特訊》裏刊出「托派如何插手運動」一文,批評托派「滲透大專學生會」,「利用學生」,「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助長帝國主義」;親共組織《盤古》和李怡主編的《七十年代》不斷有批托文章出現;右派《華僑日報》社論批評托派;《明報》低調處理托派新聞;港英政府把反對者打成托派,斥之破壞社會。

「幸好香港也不是那麼的政治化,在校園裏說什麼也可以,雖然有些攻擊,但走出校園外,沒有人理,受不到日常生活上的攻擊。」

他說來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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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時候

出口成文,分析有理有節的區龍宇,因為中學成績不佳,是在中學畢業後幾年才唸大學。正確來說,應該是大專。

「我沒有唸預科,因為那幾年(1976年前後)是社會思想的危機。社會運動在1971年保釣運動後是低沉的,雖在1973年反貪污捉葛柏之時稍有起色,卻依然迷茫。而且,因為參與社會運動,我的成績不好。亦此,我想找出路,決定找工作,搬家自住。」

「我在工作的同時有參與革馬盟,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卻與內部成員意見不合。部分成員估計香港的革命形勢會是一個new upsurge(上揚)。但我對此並不樂觀。他們不相信香港的群眾運動會go on a great decline(大倒退)。不幸地我是對而他們錯了。我去讀書也是這個原因,因為想認真思考抗爭出路問題。」

因此,在1980年起區龍宇半工讀,唸預科,最後考上浸會學院。浸會學院是在1990年才正式升格為大學。當時他讀的,是中文系。

「我並不想讀中文系,這是殖民主義的陰影所致。」

當時區龍宇讀預科,最希望讀歷史科。當時教師對他說公開考試寫鴉片戰爭要隨正統的說法作答,即這只是東西文化的衝突:英國希望貿易,並非殖民,只是中國不接受國際自由貿易才使戰爭出現。

「他是善意提醒我,若非如此高考的考官會評你不合格。然而我無法接受,因此我最後選擇讀中文系。這樣最好啦,不用理會政治。」

話雖如此,區龍宇還是沒有離開政治生活。在浸會學院時,他是國是學會的幹事,甚至有參與到學聯在1984年的訪京團,到訪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學聯),就中國經濟,統一問題、香港前途及學生運動作交流。在這一年前的1983年,學聯就已經作出首次的官式訪京,同樣是到訪全國學聯,然而名為訪問全國學聯,實際當然會接觸中共高層,學聯就遞交過學聯和兩大(港大中大)就香港前途問題意見書,基本的論點是支持回歸,但強調港人民主治港。其時魯平向學生代表披露收回香港的十點方案,是中方首次提出收回香港的具體構想。因此,在區龍宇有份參與的那次訪京團之時,中國收回香港的方針其實已經落實,這次學聯代表團上京,意義不及上次。

1983年,區龍宇與一群新苗社的朋友認為港人應自決是否接受中國政府的統治。 攝:王嘉豪/端傳媒
1983年,區龍宇與一群新苗社的朋友認為港人應自決是否接受中國政府的統治。 攝:王嘉豪/端傳媒

「學聯代表團是由各個院校的會長或副會長所組成。由於十五個名額當中有兩個名額剩下,學聯作公開招募。雖然學聯對中共有所批判,但因為學聯支持回歸,所以港澳辦着力統戰學聯。」

訪京團費用全免,好吃好住,更有國家級待遇。那時的招募需要寫文章及由學聯會長面試,測試報名者對中國事務的認識。由於區龍宇有辦國是學會的經驗,最後成功成為訪京團的一員。

「我們在北京時是由港澳辦接見,他們鼓勵我們擁護回歸,同時警剔英國殖民地政府。當時每次招待奢侈得讓人無法相信,連訪京的同學都說浪費得過分,港澳辦甚至會請廚師出來介紹菜式。你可知道當年大陸尚有多少人衣不稱身,衣不蔽體。這是種腐敗。」

然而,學聯也非只被統戰。1976年中共「四人幫」倒台後,很多中國年輕人開始反思文革與黨政,陸續有人在北京西單的一面牆上貼上斟酌時政的文章,甚至批評黨政,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政治。這面西單民主牆引發了一系列的自發組織、刊物、集會,隨後這場被稱為「北京之春」的民主運動陸續擴大到上海、天津、武漢、廣州、西安等城市。中共中央初是支持,後來認為要用強力手段對待,因此全國成千上萬的民刊組織活躍份子被捕。

「在北京的時候,學聯會長與幾個人曾秘密探訪過當時未必捕的民運人士及家屬。後來我估計,所謂秘密探訪,其實中共一早知道。接待我們的北京代表團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必定是替共產黨做事,應該是國安的人。不過當時中共出於統戰需要,要統戰首批支持回歸的香港年輕人,所以有利用價值才不干預。」

除了中共,區龍宇反對的,還有泛民主派。

香港 70年代來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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