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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光甜:民族問題,在「自由」與「獨裁」之間

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或許是獨裁政治最肥沃的土壤,大漢民族主義讓獨裁政府成為少數民族唯一可以相信的保護者。而這個政府遇到危機的那一日,人們很可能會把少數民族看作是支持威權的罪魁禍首。


攝 : Kevin Frayer/Getty

前前後後進行了十幾年的民族問題爭論,起源於一個恐懼:一些學者害怕,繼續沿用「民族」這個名稱來指稱少數民族,並且繼續以「民族」為準繩提供政治和經濟的優惠政策,會不斷增強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不利於營造統一的「中華民族」,更不利於維護國家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這些學者主張採取一種經典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們覺得,「民族」的差異是一種純粹的文化差異,而文化差異是「市民社會」中的差異,是「私域」中的差異。人生而在社會之中,一生下來就處在不同的「偶然」差異之中,故此人的「平等」是不可能在「社會」中實現的。

「少數民族」退出政治?

這種觀點進一步說,只有將「民族」排除在政治之外,實際存在的少數民族才能真正獲得政治的平等和社會經濟上的公平。

人們只能在政治中獲得平等,而這個平等的前提是人以抽象的個體方式出現,作為抽象的的個體來面對一個同樣抽象的國家。每一個人都必須首先是無差別的政治意義上的「公民」,政治平等才可能。人們必須首先懸置「社會」中的種種與生俱來的差異,進入到一個無差別的「公民」領域之中,政治平等才可能,也才有意義──這聽起來是一個自證循環,結論已經隱藏在前提之中。

按照這種思路,尋求各「民族」間在政治領域中的平等,一上來就是一個矛盾:因為政治中不能有「民族」差異,而有了「民族」差異,政治平等就是不可能的。這種觀點進一步說,只有將「民族」排除在政治之外,實際存在的少數民族才能真正獲得政治的平等和社會經濟上的公平。他們將以抽象的方式進入政治,不會得到特別的「優待」,同時也不會受到特殊的歧視;他們會因為生活的貧困受到扶助,但又不會因為這種扶助而背上「少數民族就是落後」的污名。

公共政治領域的不可見對於少數民族反倒是一種保護,而不是傷害。自由主義的原則在這裡不僅具備了法理上的理論基礎,還具備了實際的社會益處。自由主義因而不僅是「對的」,而且是「好的」。

民族概念退出政治的危險

「民族」的私化會帶來雪崩一般的效果:人們會覺得政府已經徹底改變了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政府已經不再「保護」少數民族。天平沒有恢復平衡,而是不可輓回地偏向了另一邊。

這當然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在一個不具備「公民公共政治」條件的國家去假設自由主義政治的可能性,這本身就是個矛盾。在一個根本不存在傳統西方政治中「公」「私」之分的國家,來談論民族差異的「去政治化」和「文化化」,這需要既忽略歷史,也忽略現實。

同時,經典的自由主義也已經過了不只一輪的重塑。 「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s)即便在不同層面不停受到爭議,但在不同的西方國家已經逐漸成為相對穩定的制度設置──人們開始覺得,族群之間的差異不是「自然的」,而是結構性的,不是「血統」或「文化」的差異,而是社會經濟和生活世界的差異。

而反對者害怕的,是「民族」從政治領域的退場會加劇不平等的延伸。 「名」不存則「實」難立。 「民族」的私化會帶來雪崩一般的效果:人們會覺得政府已經徹底改變了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政府已經不再「保護」少數民族。天平沒有恢復平衡,而是不可輓回地偏向了另一邊。

這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色:高層有「一」的動作,人們會當作「十」的信號,再按照「百」的方式做出回應。於是以平等為目的的「去政治化」不是為平等創造條件,反倒是去激發出更嚴重的不平等,將少數民族完全暴露在不斷加劇的「社會」歧視和敵視之中。

民主還是獨裁?少數民族的兩難選擇

民主化並不意味著少數族群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平等,它一樣可以帶來民粹大漢族主義的崛起。

那麼,這場爭論透露出什麼值得思考的訊息呢?或者說,在反對者與支持者之間,是否存在一些根本的政治態度上的不同,隱藏在表面相左的觀點之下呢?這種不同有什麼意義?如果說支持者在立場上是一種並未公開宣揚的自由主義,那麼反對者是不是徹底反對自由主義呢?

任何對這場爭論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反對者中大部分是少數民族知識份子,而這些知識份子對於現存的政治體制幾乎都有著矛盾的態度:他們一方面如所有人一樣渴望真正的民主政治,但另一方面,卻害怕民主政治的到來就是少數民族的末日。

民主化並不意味著少數族群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平等,它一樣可以帶來民粹大漢族主義的崛起。

他們害怕民主化以納粹化的方式出現,少數民族如歐洲曾經的猶太難民一樣流離失所。一個強大的獨裁政府,幾乎如20世紀初的法國克里蒙梭(Clemenceau)政府,可以凌駕於「社會」之上來協調各方的利益、抑制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增長。這樣一來,反倒是弱勢群體最渴望一個強大政府的保護,而強勢群體則會覺得少數族裔助紂為虐、阻礙民主化進程,進而增加仇恨──這種仇恨不僅是「社會」中的,還具備了更加明確的「政治」性。

也就是說,如果支持者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者,反對者則不得不向政府求援,就不得不站到「國家」一邊,從而對「民主化」的訴求保持警覺。他們擔心主體民族的民族主義已經與「民主化」緊緊地綁在了一起,「民主」越來越變成了只屬於漢族的「民主」。

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或許是獨裁政治最肥沃的土壤,大漢民族主義讓獨裁政府或者成為少數民族唯一可以相信的保護者。而這個政府遇到危機的那一日,人們很可能會把少數民族看作是支持威權的罪魁禍首(現在批評政府單方面保護少數民族而讓漢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二等公民的聲音已經不絕於耳)。到那時,20世紀上半葉猶太難民的悲劇或許真的會重演。

反對者與支持者的對立,意味著兩種不同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的對立,而這兩種不同的立場又由於實際的歷史狀況具備了不同的具體形式。表面上,這場爭論的核心是民族問題,而實際上則再次回到了「自由」與「獨裁」的政治體制問題,並且展現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更為複雜。

這種對立的烈度和廣度遠超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它不再是一時一地的衝突,而成了原則性的對抗。主體民族將自己看作是被壓迫者,將少數民族看作是壓迫者的幫凶,將消滅少數民族看作是具備社會歷史意義的事件。若如此,我們就真的離納粹的崛起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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