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臉書上的人氣賬號「紐約人類」(Humans of New York)發了一個暖化人心的故事,紐約小哥焦慮地等待檢測結果之際,打開男同交友軟件 Grindr,遇到一位退休醫生,便向他講述自己的焦慮。兩人未有發生任何親密接觸,大叔不僅給予他很多心理安慰,還送來隔離期間的乾糧放在家門口。
被特朗普連篇累牘的卸責叫囂激怒的美國左派,這時候大概最需要如上正能量,於是紛紛點讚比心。感慨 Grindr 這個約炮功能為主的軟件竟然還有這麼多元的打開方式。不過料想當事人在打開軟件的那一刻真的純粹是想找人聊聊麼?隔離的生活把性的焦慮尤其放大,大瘟疫時代我們還可以愉快地約炮麼?
病毒的身份政治
英國衛報對幾位衛生專家的採訪都直接指出了此時結交新性伴侶的危險性:這種飛沫傳染的病毒,可以在沒有症狀的情況下通過接吻感染,完全非一般的安全措施所能避免。
這種人心惶惶的情形不免讓人聯想起當年的愛滋恐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歐美的男同社群大家開始彼此觀望,相關的歷史可以從影片《Long-Term Relationship》/長期伴侶(美國,2006)《Torka aldrig tårar utan handskar》/戴上手套擦淚(瑞典,2012)以及前幾年大火的《120BPM》(法國,2017)可見一斑。著名作家白先勇在短篇小說《Tea For Two》中寫到當時美國華人社群的反應,香港電影《基佬四十》開篇也跟一樁愛滋相關的葬禮有關。這段歷程對於無論是回首滄桑的老同志,抑或新入行的菜鳥基佬都應該有所感觸,因為愛滋病毒曾經給男同社群打上深深的污名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