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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黃仁宇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萬曆十五年》。該書一開篇講了個故事，說某天早上不知道為什麼，京城流傳一則謠言，說當天要上朝，其實那天按照慣例不需要上朝。結果文武百官趕緊匆匆忙忙往殿上趕，因為時間倉促，丟盔棄甲，甚是狼狽。到了殿前，皇帝本來也不知道有上朝這回事，一開門看到這麼多人堵在殿前，也是吃了一驚，又氣又惱，估計鼻子都氣歪了。沒事找事，這不是給我添堵嗎？於是罰了這些京官每人的俸祿。這件事情說明什麼呢，雖然大明王朝當時GDP世界第一，表面上井然有序，但是實際上內部是亂哄哄一團糟。又比如當時幾百名倭寇登陸東南沿海，就搞得沿海地區不得安寧，很多年都沒有剿滅。說明這個老大帝國，軍隊戰鬥力根本不行。後來還是戚繼光用私家的兵卒，才剿滅了倭寇。
當時明朝就是這麼一種情況，表面上看似一切正常，但是皇帝是否勤政，官員是否辦事，都沒什麼差別，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停滯狀態。皇帝勵精圖治或者苟且偷安，首輔乾綱獨斷還是調和湊合，將軍是獨創還是現實，文官是廉潔還是貪瀆，思想家是激進還是保守，結果都是一樣，無法改變現狀。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這種陳舊的方式，不適合現代化國家的管理。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中國國內如今肆虐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其實早在去年年底的12月8日就發現了第一例病例，在隨後的幾天裏這第一個病例和總計27例病人被歸總為不明肺炎患者。但是要遲遲到12月31日才由官方發布第一個公告，說發現了這種不明原因病毒引起的肺炎。
2019年月12月31日武漢發布的通報說，「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
1月3號公布的患者44例，1月5號公布患者59例。從1月5號公布患者病例數以後，有半個月的時間，武漢市再沒有公布過有病例增加，下一次公布病例增加17例是19號凌晨公布的17號的病例。這中間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個星期。之前幾次武漢公布病例時候還洋洋自得的說，沒有1月3號以來增加的新病例。大家都皆大歡喜，以為這個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了。誰知道20號凌晨公布18號19號兩天的病例共增加了136例。之後全國的病例就開始天天飆升。
為什麼從1月5號到1月19號這兩個星期沒有任何新病例報告，而從事後各個省發的通告裏，卻看到有大量的在這段時間裏到過武漢的人被病毒感染呢？而從1月5號到1月11號這幾天，連病例報告都沒有。微信公眾號「事實雜貨鋪」披露，在1月11號到1月17號這段時間裏，武漢在開兩個「重要」的會議：
《長江日報》報導，1月11日，湖北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開幕，1月15日閉幕。1月12日，湖北省十三屆人大三次會議開幕，17日上午閉幕。
而肺炎感染病例也是從17號才開始重新更新。事情有這麼巧？據「事實雜貨鋪」《我們已知的武漢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漢官方首發的》一文披露，「有些武漢官員的想法恐怕是覺得重要會議期間要穩定，不要製造混亂。」所以為了社會穩定和政治和諧，就讓疫情數字「停表」。這樣就好像事情已經不存在了。
也有微博文字披露，不要以為試劑盒發到醫院就可以確診。醫院門診無權定性，不能根據症狀報疑似，需將標本上繳。省一級的疾控中心檢查陽性才能報疑似，省級上報國家，兩輪都陽性才能稱為確診病例，也就是說在中央集權國家，只有中央一級衞生單位才有權力定性一則病例，其中所費周章可想而知。這也就跟《萬曆十五年》裏面描述的老大帝國反應遲鈍做事慢一回事了。
再來看看，官員為什麼要瞞報不報疫情數字。看過HBO劇集《切爾諾貝爾》的都知道，一開始災難發生的時候，地方官員對上面來的官員拍着胸脯說事態可控，一切盡在掌握，誰知道那個測量儀器早已經爆表，得到的根本就不是真實數字，上面也就信以為真。隨後遠處的科學家發現污染嚴重，隨即上報，上面帶來的儀器發現事態嚴重，就馬上開始封堵圍城。思想動員，招募敢死隊，人海戰術搞定泄漏。並懲處直接責任人，事態趨於平穩，但是蘇聯國際形象一落千丈，沒過多久就解體了。
在中央看來，你要是上報疫情就說明官員任內失職，在任上出了差錯，升遷無望。而要是把疫情瞞下來壓下來，也許過個十天半個月疫情就過去了，到時候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道有什麼疫情，官還可以照做，還是可以升遷。所以官員當然就要消極怠政懶政了。不作為比有作為可能帶來的結果還要好，那為什麼要作為？有人問要是出了人命怎麼辦，媒體他管控，家屬他可以維穩，出了幾條人命也可以是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他們幾十年不就是這麼幹的。
先是封鎖消息，抓網上散步信息的人說是造謠的，隱瞞疫情，等待事態失控的時候又馬上搞一刀切，不管老百姓的生活和後勤保障，一夜之間宣布封城，造成的就是一個封閉的環境，得不到外部的有效物資供應，信息也很難順暢流通。他們總是能在所有的選擇中做出最壞的那個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集權的國家，遇到問題反應速度奇慢，官員欺上瞞下，不作為比有作為得到的結果有可能還更好，這也許就是幾千年官僚體制的弊端，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好了傷疤忘了痛，SARS過了17年又來了新冠，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