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已經逐漸淡出公眾視野的互聯網行業「996工作制」爭議，隨着馬雲和劉強東親自下場表態，而再次走進中國的公眾視野。雖然這種舉動往往被觀察人士視之為「危機公關」的產物，但每一次表態，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激起更大爭議。
回溯近十年不難發現，從當年的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等底層抗議形式，到如今針對「996工作制」的不滿，二者之間並非無跡可尋：近十年間，高科技及互聯網行業從爆炸式擴張到面臨拐點，內部積累的壓力也在不同層級之間傳遞。但從領導風格強勢、信奉「獨裁為公」的郭台銘，到說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年輕人自己要明白，幸福是奮鬥出來的」的馬雲，這種強調服從、奉獻、奮鬥的東亞式工作倫理則一以貫之。
正是在時代變遷和人心流轉之間，「996工作制」成為眾矢之的。然而，郭台銘可以憑藉積累下的巨大資本去競選2020，馬雲和劉強東卻只能在權力的全盤掌控和復活的階級敘事中，成為「無恥資本家」的現代化身。
勞工權益問題的嬗變
在討論「996」之前，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勞工權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