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講架，唔講點得？（我們會談的，不談怎麼行）」84歲的王佩一臉鬼馬，大笑，再偷看一下身旁的女兒。
女兒相視而笑，點點頭。今年52歲的林芳華，患有唐氏綜合症，健全人士的智商一般在90-110之間，芳華是52，屬中度智障人士。而母親說兩人會大膽談及的，是性。
即便對於健全人士來說，性教育也是讓人臉紅耳赤的尷尬話題。王佩說，在有智障人士的家庭中，性更是一個常常被忽略、低估、甚至故意逃避的領域。「他們識嗎？他們不懂這些吧？不用教啦。」這個媽媽不時聽到別的家長這樣說。於是有關性的難題撲面而來時，大家措手不及。
近來，香港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嫌多年來非禮、性侵犯智障女院友的案件極大地震撼公眾。除了揭露政府監管不力，調查前院長及私營院舍的問題之外，我們也希望從另一個面向，了解智障人士本身——
他們所接受的性教育是怎樣的？戀愛、婚姻的現況如何？在長期與社會隔離的處境下，性需要如何被滿足？又如何保護自己？
而在照顧了女兒50多年的王佩看來，討論一切的前提是：不能迴避，不要把性當成禁忌。
什麼是性？什麼叫侵犯？遇到怎麼辦？
林芳華出生於1964年，是家中的第三個孩子，她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健全人士。王佩記得，那時身邊從來沒有人聽說過「唐氏綜合症」，也沒有針對特殊兒童的社會服務。芳華出生後好幾天不開眼，她帶孩子去看醫生，醫生僅僅開出一瓶眼藥水。
於是養育的重擔，完全落在父母身上。父親做打麵師傅，王佩則辭掉工作，留在家裏。「她什麼都比較慢，我就跟著她一起慢咯。」唐氏綜合症的孩子吞嚥和發音都困難，手指關節不靈活，王佩就自己摸索著，長期餵孩子吃流質，買樂器給她練習手關節，每天和她對話練發音，等芳華到了青春期，這個母親又摸索著對她進行性教育。
「她還沒有來經期的時候，我就跟她說女生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男生和女生的身體有什麼不同，什麼部位不能給別人碰。」王佩說，她已經記不清具體年份，但很早就開始和女兒解釋：「什麼是性？什麼叫侵犯？遇到怎麼辦？」那個年代沒什麼性教育教材，王佩就利用電視，經常和芳華一起看電視劇，分析其中的男女關係。
王佩回憶說，在女兒成長的年代，智障人士，特別是女性，遭受騷擾和侵犯的情況很普遍，而當時的社會對這個問題非常輕視：「一些家長懷疑個女被侵犯，去報警，都沒什麼人理，不了了之。」
於是，王佩常常教育女兒，「遇到陌生人騷擾，要緊緊摟住自己，清晰地拒絕對方，然後還要認清楚對方的樣子。」女兒接收新事物比較遲緩，同樣的道理，王佩習慣不厭其煩地重複說，加深女兒印象。芳華後來從特殊學校畢業，開始進入社會工作，不幸先後兩次遭遇性騷擾。
「我將你的經歷分享出來，可以嗎？」我們坐在位於葵興的公屋裏，王佩輕聲問女兒，芳華點點頭。
不論男女，都要性教育，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
第一次，是芳華在城市大學做清潔工時，連續兩天發現被一個男人跟蹤，第三天早晨，這個男人跟著芳華進了電梯，突然拿出三張一百元港幣，叫芳華跟他出去玩。芳華抱住自己，電梯一停下，她就衝出去，對男人說：「我在這裏工作，你跟我來吧。」男人落荒而逃。
第二次，是女兒在庇護工場工作時，工場所在大廈的一名管理員在她上班前攔住她，帶她去了停車場的一個暗角，詐稱因為她身上有違禁品，要搜身。芳華同樣抱住自己，不斷大聲說「沒有沒有」，後來有路人經過停車場，管理員知難而退。
「她真的保護了自己，而且好清楚記住對方的樣子。」王佩自豪地說，兩次事件，她都鼓勵女兒大膽向社工和警方說出真相，最終，前者無法查明，而後者的管理員，則被大廈解僱了：「我經常鼓勵其他家長，不論男女，都要性教育，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
智障人士的性：限制或是權利？
作為一位生於上世紀30年代的女性，王佩稱得上前衛媽媽。
什麼是人權？不是什麼大道理，就是生活中，你什麼都跟孩子交流，平等對話。
「什麼是人權？不是什麼大道理，就是生活中，你什麼都跟孩子交流，平等對話，不要成日覺得他們是智障的，就什麼都不懂。」林智芬這樣認為。
即使走到今天，許多家長、學校和院舍面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時仍大多採取迴避態度。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多年來一直關注殘疾人士的戀愛、婚姻和性權利，在2015年出版《有愛無陷——殘障者的情與性》一書，採訪了多個殘障者的故事。
該書的責任編輯易頴華對端傳媒表示，編採團隊曾經和一位先天兔唇、沒有耳朵的男孩的媽媽聊天，媽媽說自己害怕讓孩子接觸性場面，每次和孩子一起看電視，碰到男女熱吻或擁抱的場面，就伸手遮住孩子眼睛。小學三年級，男孩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帶了胸圍的女生，學校老師馬上投訴母親，讓母親以後在家裏把剛洗濕的胸圍收起來。
家長永遠當殘障家人是小孩，好像不讓他們接觸就不會惹來麻煩，許多殘障人士甚至一直都是被『去性別化』地撫養的。
「這個男孩後來20多歲了，有一次看電視，他忍不住跟媽媽說：『媽媽，我長大了，你不用遮，讓我看。』其實他們都懂，但家長永遠當殘障家人是小孩，好像不讓他們接觸就不會惹來麻煩，許多殘障人士甚至一直都是被『去性別化』地撫養的。」易頴華說。
智力健全的殘疾人士所面臨的情況尚且如此，對於智障人士，性就更是禁忌。東華學院署理院長及教授邱貴生多年來研究「殘障與性」，對此深有體會。
「大家會覺得他們蠢到死，根本不懂這些。我們照顧了他們吃、住，不去照顧他們的情感需要。但其實不要忘記，他們中只有極少數是嚴重智障者，七成多其實是輕中度智障，比較能夠自理。」邱貴生對記者說：「而所謂智障，只是他們沒有能力快速處理複雜問題，而對朋友和親密關係的需求，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都會有性的需要，都會因為自己有男朋友、女朋友而驕傲。」
如果說王佩當年對女兒的性教育仍以「保護」為主，到了近年，香港不同力量亦開始探索，協助智障人士認識和滿足自己的性需要。2007年，香港社會福利署已經推出名為《性本自然》的智障成人性教育教材，當中就包括透過布偶教導智障人士自慰，滿足自身性需要。
而在2011年，家計會也推出相關的性教育教材套及教育網頁，除了一貫強調教育智障人士保護自己之外，內容也包括「戀愛的藝術」、「邁向美滿婚姻」、「親親密密——和諧性生活的準備」等。
這正正是邱貴生希望實踐的。數年前，他曾與一些社工機構合作推出性教育工作坊。邱貴生發現，課堂上智障人士很踴躍，有男生忍不住問：什麼時候才可以拖女孩的手。
「他們其實很渴望知道戀愛是怎樣的，什麼時候拖手、親吻、性關係。不過也要明白，他們和健全人士不一樣，不太會舉一反三，所以我們要將所有方面都清晰教育、指引他們。」
不過，可以接受這一觀念的家長並不多。「有些家長跟我說，邱教授你的觀念太前衛了，我們做不到。許多家長仍然認為，只要將子女shelter（庇護）起來就可以了，不要搞這麼多。」邱貴生說。
在家長、社會和法律縫隙中的性權利
對許多健全人士而言，戀愛或婚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對智障人士來說，這一切都奢侈而難以接近。
其實健全人士中，目前對於性、戀愛和婚姻也發展出很多種可能性，為什麼我們對於智障人士，就一定要這麼苛刻呢？
一大原因是監護人的憂慮。對家長進行性教育工作坊時，邱貴生總嘗試讓家長們介紹智障子女認識。「但家長們腦中有很多等號，拍拖不是要結婚嗎，結婚不是要生子女嗎，生子女他們不懂帶，不是更麻煩嗎？」邱貴生鼓勵大家不要畫等號，例如結婚不一定等於生育：「其實健全人士中，目前對於性、戀愛和婚姻也發展出很多種可能性，為什麼我們對於智障人士，就一定要這麼苛刻呢？」
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目前香港的殘疾人士院舍，無論津貼抑或私營，都採取男女區隔的管理模式，並沒有針對結婚夫婦而設的院舍。
2003年，基督教懷智服務處曾希望填補這一空缺，創新地開創「有情天地」小型家舍服務，為智障人士服務提供至少三年的家庭式的住宿院舍。然而，由於未有收到足夠的住宿申請，這個計畫於2005年就中止了。
另一服務殘疾人士的機構扶康會的服務總監麥潤芸介紹說，在扶康會轄下的院舍中，也有智障人士在院舍內表示互相「喜歡」。「我們的男女睡房是分開的，但活動區域共用，他們會約一起看電視，一起去庇護工場。」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處理？麥潤芸說：「我們會和他們輔導，解釋『喜歡』不一定等於戀愛或結婚，也要說明親密關係可能帶來的種種後果。」麥潤芸說，至今院舍內沒有院友因結婚而搬離。
在香港，結婚的智障人士確實寥寥可數。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居於院舍的智障人士中，95.2%從未結婚，而居住社區的智障人士中，這一比例更達至95.7%。
在難以擁有親密關係的情況下，性需要如何被滿足？
《有愛無陷——殘障者的情與性》一書中，化名阿強的舍監就表示，他曾目睹院友外出找性工作者而被警察帶走，有同性院友在院舍內發生性行為而差點被帶去醫院急症室。他也曾聽說，鄰近的院舍內，有男女院友意外懷孕，最終被帶往醫院做人工流產。
性只能偷偷摸摸，冒著風險而進行，而這一切，還很可能導致違法行為。
為保護精神無行為能力的智障人士，《刑事罪行條例》對於這一群體的性行為，有多項明確規定，例如：任何男子與一名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女子非法性交，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任何男子如不知道亦無理由懷疑一名女子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則不會因與該女子非法性交而犯本條所訂罪行。
家計會教育主任陳潔凌表示，按照對法律條文的最嚴謹的理解，智障人士只有結婚後才能進行合法的性行為。但弔詭的是，他們要結婚，障礙重重。
在台灣，首個倡議殘障者與性權的自發組織「手天使」試圖為殘疾人士帶來另類服務。這個組織為重度肢體障礙者和視障者提供義務自慰服務，試圖喚起政府對殘疾人士性需要的關注。易頴華也是「手天使」的義工，她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香港推廣殘障者性權的支援服務。
但由於法律問題，這一服務無論在台灣還是香港，都沒法提供予智障人士。在保護他們免受侵害之餘，如何正視智障人士的性需要，協助他們找到出路，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王佩和林芳華均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 党元悅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