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9月22日傍晚證實作家胡晴舫即將在「9月底」接任台灣文化部駐香港機構「光華文化中心」主任。對於早先傳出胡晴舫被定性為「港獨」使得此一人事案遭到北京關切、抵制的傳聞，邱垂正回答：「對相關傳聞毫無所悉」。
胡晴舫在台灣出生，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獲得戲劇碩士，1999年第一次移居香港。她畢業後致力寫作，不曾參與政治。她受訪時說自己和文化部長鄭麗君之前完全不認識，遑論私交。鄭麗君是通過看她的書認識她，進而邀請接任新職。
胡晴舫作品包括《憂鬱的城市》、《她》、《我這一代人》等等，做為1960年代尾出生的小說家，胡晴舫認為「現代性會是我們的巨大翅膀，幫助我們飛高，看清楚整個世界的景色，而不祇是從我們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我這一代人》
作者： 胡晴舫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0/06/25
到港上任之前，胡晴舫接受端傳媒的專訪，以下為內容紀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妳接任光華文化中心主任的消息剛一傳出，就引發了一陣討論。有些評論者把妳總結為「港獨」，妳怎麼看待這個標籤？妳覺得妳是嗎？
胡晴舫（以下簡稱「胡」）：我們是台灣人，從小對於有人拿政治標籤四處去貼別人、論斷人這件事，已經很習慣了，懂得要淡然處之。
我是一個寫文章的人，從一開始寫文章我就知道「誤讀」這件事是避免不了的；但我同時也知道，當旁觀者「誤讀」時，其實和寫作者沒有關係。就像文學理論說「（作品產生之後）作者已死」，文本出去之後，我其實不能控制別人怎麼讀這份文本。也就是說，讀者如何總結，很大程度是反應他自己的意識型態。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拿去反問認為我是「港獨」的人，貼我標籤的人，他為什麼要講出這樣的訊息。我一直相信讀者的評價反應了他自己的結論和態度。所以我沒辦法代他們回答，因為那是他們的反應。
端：雖說如此，但妳仍然有一些比較淺白的文字，例如妳對雨傘運動的支持？這似乎就不太存在誤讀的可能。
胡：我可以再說一次，如果有人要單單關注這一點，我無法控制。但如果有機會讀過我所有相關的文章，我一直強調的是：人民和政府的關係是一體的，利益是共同的。政治清明，人民就幸福；人民好，政府就好，反之亦然。我相信所有的社會對話，無論當時看起來多麼緊繃，也可能產生不愉快的暫時震盪，但有對話肯定是好事。彼此溝通，互相聆聽，因此凝聚共識。出自於我對香港盲目的愛，我相信香港社會集體有足夠智慧找出一個正面的方向，繼續前進。
端：香港接下來會進入政治的熱季，妳在香港儘管做的是文化工作，但恐怕也無法避免被問到香港政治的問題，妳會怎麼看待這個情況？
胡：我其實說不上「看待」，因為我個人一直沒有參與政治活動，我寫作會觸及文化、政治和社會觀察，但這是我做為小說家的責任，我不可能不關注這些現實議題而能寫好小說，這是我要做的事情，不容逃避。
但我在台灣長大，我習慣政治，也知道政治活動的目標，是謀眾人的利益。我個人沒有特定政治立場，但會繼續關注政治這樣的議題，這是為了把我筆下每一個人物寫得鮮活立體。文學、戲劇是我的專業，聽清楚每一個角色的聲音，為他們發言，是我的責任。
不過我當然相信普世價值，這也就是民主社會的特質：每一個角色、每一個位置、每一個階級，都應該有自己發言的權利和管道，我所做的就是聆聽、寫作。
端：談一下妳的作品吧。妳畢業於台大外文系，是當年畢業公演的導演。當時妳選了「蝴蝶君」（M. Butterfly）這部劇本。再反映到妳後來的作品，似乎裏頭有兩個特別突出的主題：「性別」和「跨界」。
胡：我是生長在亞洲的女性， 生命中意識到「性別」這件事是自然而然的。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女性所受到的束縛還不少。束縛是文化加諸的，「性別」某種程度也是社會建構出來的，它會連帶帶來一連串「規矩」，要求妳做為一個女性，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所以對我而言思考「性別」這件事就等思考「我」：我是誰？我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對探索「性別」這件事的興趣起於這裏。
從性別，連帶你提到了「蝴蝶君」 ，就會指向你說的第二個議題：跨界。種族、文化、國籍、語言等領域都有界線，界線兩邊的互動關係是深深吸引我的議題。
從這裏就可以連繫到我即將開始的工作。作家木心說過，文化是風，而風不知邊界。我的個性也比較像這樣，「風的性格」。人和人之間可以有不同，有衝突、有隔閡，但不必因此生出仇恨。這是我為什麼對「交流」這件事很有興趣；同時我也相信文化的力量是最大的，文化會喚醒人性好的一面，人類社會的文明和有序運行、前進都由它組成，或者直白地說：它能讓每一個人活得好一點。
端：妳在台灣出生，在美國求學，在紐約、巴黎、東京、北京、上海和香港都生活過。如果集中談「華文文化」的區域，妳覺得香港在「華文文化圈」 裏被安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
胡：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2歲，不過那時什麼都不懂。後來意識到了，做為一個台灣出生的小孩，香港最初教育我的是「國際化」、「現代化」和「都市化」，這是我二十幾歲就得到的感受。我非常感謝香港給我的啟發，我在香港第一次看到一個如此開闊的海港，來自五湖四海，說着不同語言的人可以一起生活。
這就是國際大都市，香港，就像倫敦、紐約一樣，剛到的時候很多人都罵罵咧咧地，但到了要走的時候，人人都捨不得走。因為在這些地方你才真的可以知道，人和人總是會有辦法找到方式相處得好。特別在這個時代：極端政治主張興起，難民潮四起，川普（特朗普）搞不好就要當美國總統的時候，你會覺得人類被鼓勵流動、互相接觸、互相好奇、互相說對方的語言……這些事特別珍貴。我們能坐下來，真正感受到彼此的體溫，跨過邊界，體認到對方和我一樣是個人，脫離了動物性的本能，感受到其他人的感受，我認為這就是文化的起點。
端：落實到未來具體的工作上，妳的工作是推進台、港兩地文化交流，妳會把開展重點放在哪裏？側重的方式是什麼？
胡：就我這一陣子的體會，以往的工作，集中在節目展演和介紹台灣文化，除了現有基礎上繼續推動，我也想推動和香港本地社會的交流與合作。
這是全球化的時代，各個版圖快速變化、重組。你看歐洲就知道，各國之間人才、資金和文化的交流愈來愈緊密。文化需要最好的人才，再通過隨機組合，才能碰撞出最好的作品。
台、港之間有許多共通點：都讀寫繁體字、近似的藝文品味，也嚮往共同的生活品味。因而兩地不只是可以對望、相互了解，且可彼此合作，發展出感染力強大的文化產品。處在這個時代，不能只是消耗、消費強勢歐美文化產品。我們現在也變得比較強勢了、富裕了，我們有深具創意和爆發力的新生代，可以擔當起文化產品生產者的角色，而不只是個被動的文化消費者。我年輕時已進行這類思考與反省，如今人已中年，更渴望朝原創性文化這個方向努力。
端：最後一組問題中的第一個：在妳未來的工作領域裏，妳期待香港朋友看見台灣的什麼？
胡：台灣文化部給我的工作，以及我自己期許的角色，就是一名「文化大使」。台灣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都有文化中心。文化部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台灣送給世界的禮物帶出去。台灣這麼小，但我們渴望和世界聯結。我們用盡善意告訴全世界的朋友：我們要送給你們一個最好的東西， 我是帶着「台灣的禮物」來到香港。
這個禮物是什麼？我想大家都知道，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來，創造的是一種無形的價值：我們或許沒有最美麗的城市街道，或許沒有世上最古老的建築或最尖端的前衛時尚，但我們學會了人性的價值。對我來說，「當台灣人」這件事是實踐一種信念；當台灣人最好的事是「混亂」，這裏的「混亂」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我們相信多元，我們相信混亂能刺激創造性和爆發力。只有台灣這樣不同群體彼此共存的社會才能成就這種多元。
端：第二個：妳期待台灣人看見香港朋友的什麼？
胡：我期望台灣人要看到香港人的法治觀念，對專業的尊重，這就是「共存」的實踐。你想想，八百萬人口集中生活在這麼小一塊地方，每一天每一天能夠有序地運行，而且成為世界得以運轉的心臟之一。他們怎麼做到這一點？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就。
台灣可能和香港太接近、太熟悉，有時會忘記我們這個鄰居是擁有國際地位的全球大城市之一，和紐約、東京、倫敦平起平坐的。它是亞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們如何在全世界發光發熱，和全世界其他地方溝通，同時保留他們的在地性格，這是台灣人能夠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