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很震驚，造夢也沒想過那麼大幅的綠化天台會『哄』一聲掉下來。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一定死了很多人，好恐怖。」這是5月20日黃昏，詹志勇剛開完會回到家中，在電視新聞上得悉城市大學一面綠化屋頂倒塌後的第一反應。
63歲的詹志勇是香港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亦是推動香港屋頂綠化的第一人，傳媒稱他為「屋頂綠化」之父。
這次發生塌方的是香港城市大學胡法光運動中心的天台，整面天台超過1.5萬平方呎、重700噸，事故中三人受傷，無人死亡，但巨型天台的倒塌，一夜之間令香港全城掀起對綠化屋頂的恐慌。
屋頂倒塌後一週， 城市大學立即移除校園內其他綠化屋頂上的草皮。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在事發後翌日，表示會發信要求中、小學檢查綠化屋頂﹔建築署及屋宇署又趕去檢查政府設施及公共屋邨的綠化屋頂。
綠化天台被污名化，如今全城也說要拆，實在是驚弓之鳥，令香港在全球將建築物綠化的大潮流中『開倒車』。
5月25日，詹志勇在其位於香港大學的辦公室接受端傳媒專訪，一臉無奈地表示︰「綠化天台被污名化，如今全城也說要拆，實在是驚弓之鳥，令香港在全球將建築物綠化的大潮流中『開倒車』。」
被迫上天台的植物
早於2004年，詹志勇就開始在香港推動天台綠化。當時香港受珠三角的空氣污染物及氣旋影響，空氣持續污濁，詹志勇察覺到香港實行屋頂綠化的曙光，開始在傳媒公開建議香港效法歐洲及日本等地，在市區的建築群天台或平台大量種樹，改善空氣質素。
作為學者的詹志勇，於2006年7月，向香港大學成功申請資助，展開香港第一個有關屋頂綠化的研究。
在香港大學邵仁枚樓天台，他以韓國草、假蓮翹及花生藤，種植了三幅合共192平方米的草地。經數據採集及分析後，他發現綠化天台對降低下層建築物室温以及延長屋頂防水層壽命均有幫助。
詹志勇興奮地解釋︰「不同負重上限的天台，可建設的綠化工程規模有所不同。負重量高的天台，可採用庭園式，土層達1米厚，足夠灌木生長﹔負重力較低的天台，可選擇粗放式，在排水及防漏物料上，鋪上10厘米的泥土，便可種植簡單的草木植物。」
談到種植，詹志勇隨即在身後的書架拿出幾本他撰寫的書藉，笑着介紹每張植物圖片，儼如小孩般雀躍。 對樹木小草，詹志勇一直情有獨鍾。他於50、60年代的北角長大，當時物質缺乏，孩子都是通山跑，在大自然裏成長。「那時沿着山邊的樓梯向上爬，十多分鐘已到山頂，那裹有大量樹木，每天都有不同的形態，慢慢地我愛上了樹木的形態、觸感、香氣，以至風吹葉聲、樹上蟲鳥聲。」
往後半世紀，他一直與樹為伴。詹志勇在香港大學地理系畢業後，考獲英聯邦獎學金，到英國雷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農業學院土壤系繼續攻讀， 1981年，畢業後的詹志勇回到香港大學任教，自此研究樹木至今35載， 多年來，傳媒稱他為「樹博士」、「樹痴」。
在香港這個石屎森林裏，詹志勇一度花力氣在地面推動種樹。
1994年，詹志勇獲殖民地政府委任為城市規劃委員會成員，其中一項他提出的建議，就是要求地產發展商在重建大廈時，把大廈退後一點，留地種樹，卻遭到政府和發展商的反對。
「決策者偏袒地產商，沒有發揮居中平衡的角色，未有考量市民對樹木的需求。」
「他們說那是私人土地，別叫人種樹了。」詹志勇說，他至今仍感憤怒︰「決策者偏袒地產商，沒有發揮居中平衡的角色，未有考量市民對樹木的需求。」
花費8年，詹志勇終於意識到，在香港的地面與地產商爭地種樹，勝算渺茫，於是他離開政府後，決定另闢「綠」徑，向高空發展，研究屋頂綠化。
「香港的植物不是被逼上梁山，是被逼上天台。」詹志勇一臉苦笑。
「政策缺研究基礎，好事也變成壞事」
2002年，詹志勇離開城市規劃委員會後，得知鄰近地區的天台花園及空中花園十分盛行，於是四出走訪東京、札幌及新加坡等與香港同屬建築群密集的城市取經，發現別處已經成功利用屋頂大量栽種植物。
「當時外國不少國家已規定綠化計劃，北京已落實指引，目標要求三成已建成樓宇的天台進行綠化，新建樓宇則要六成﹔東京的要求是兩成，新建樓宇就將目標推至六成﹔德國及瑞士亦要求五至六成屋頂綠化。」詹志勇介紹。不過，香港政府並無計劃以立法形式，提高大廈的綠化率。
2001年，香港政府開始推行綠化天台時，主要集中在新建政府工程項目，對於私人建築，僅以豁免計算空中花園和平台花園的樓面面積，吸引私人發展商進行綠化。直至2006年，香港建築署亦只提出鼓勵已落成的政府建築物加入屋頂綠化。
根據立法會文件，2001至2014年，共有159幢政府建築物設有綠化屋頂，僅是由工務部門負責保養的8500座政府建築物的約1.9%。
及至2007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建議向原有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入10億港元，供學校及非牟利團體申請進行屋頂綠化工程。屋頂綠化進入校園，由2009年至今，約有100間中、小學獲該基金撥款興建綠化天台。
也是在這一年，詹志勇拿着在香港大學的研究數據及實戰經驗，向匯豐銀行提出免費為香港中小學校綠化屋頂，並成功取得500萬港元資助。詹志勇取得經費後，以招標形式選擇合適承建商。豈料，他發現，香港在推進天台綠化時，可能忽略了在高空種樹的隱憂。
「有承辦商給我看的物料是一按即破﹔有的說是德國貨，但我一看就知是假貨﹔甚至有人連排水板也放反了﹔更離譜是有承辦商說把泥直接倒在天台地面上便可種植。」詹志勇指當時的承建商，建造綠化屋頂的費用為每平方米1,000至2,000港元，每間學校所需的費用約數十萬元。
詹志勇即時察覺到，承辦屋頂綠化工程的承建商良莠不齊，「隨便有個BR（商業登記證）就可做（屋頂綠化），我一聽就知他們不懂做，但普通市民呢？」他立時向政府提出監管承接屋頂綠化工程的承辦商，但政府沒有理會，「當時我想到的是會有人被騙，屋頂會漏水，但發夢也沒想過會好像今次城大塌天花般嚴重。」
他提醒說，就算是多輕型的屋頂種植，負重上限最少要有 3 kPa，即每平方米負重約300公斤。而城大倒塌的天台只有0.75 kPa，詹志勇表明︰「一定不會為這種負重量的屋頂做綠化工程。」
詹志勇自言十年前得悉承建商良莠不齊，到今天城大綠化天台塌下，政府仍未對症下藥，作出監管。
今天他希望再向政府建議︰應訂立合資格進行屋頂綠化工程的合資格人士名單，保障市民選擇合適人士承接工程。
2007年，政府力推屋頂綠化時，曾由建築署委託規劃設計公司進行《香港綠化屋頂應用研究》，10頁的報告中，主要介紹屋頂綠化可減低熱島效應、改善空氣質素及樓宇隔熱的好處、為綠化屋頂制訂技術指引，以及提醒注意結構及漏水問題。
詹志勇直斥該份報告只屬literature review（文獻綜述），並無研究基礎。他自言過去曾撰寫20多篇關於屋頂綠化的學術研究，但向他查詢的全是來自美國、英國、澳洲的人員，從沒有香港官員接觸他。
香港就是不信學者研究，要制定政策，第一時間就去找顧問公司，對本地研究不看、不用。缺乏研究基礎下，政策出現漏洞，好事也變成壞事。
他指出，外國要制定政策時，會去大學找學者，所以政策都是「based solidly on research（具紮實的研究基礎）」，「香港就是不信學者研究，要制定政策，第一時間就去找顧問公司，對本地研究不看、不用。缺乏研究基礎下，政策出現漏洞，好事也變成壞事。」
詹志勇明言，城大綠化屋頂倒塌事件發生當日，在傳媒揭發下，城大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處長黃家裕指，當時承建商聘請的註冊土木工程師認為植被不影響建築物結構，故未有向屋宇署呈交圖則。詹志勇認為，這正是政府一直無視監管漏洞的惡果。他建議政府列明豁免呈交圖則的條件，堵塞灰色地帶。
「勿做驚弓之鳥」
城大綠化屋頂塌下後，一切同類的工程頓時被看成是計時炸彈。
城大隨即移除校內其他相類似的屋頂綠化草被。事發後4日（5月24日），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學發通告，要求學校定期安排合資格人士檢查與維修綠化屋頂。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在2009年5月，亦在校內增設綠化屋頂，該校校長劉志遠向端傳媒表示，當時用了基金撥款的44萬元，找了一間園藝工程公司，在校內天台建造了一個大草地，以及一個小範圍種耐罕植物。劉志遠指出︰「44萬元包括頭2年的保養費用，每個月會有人來檢查去水及漏水情況，但由於該筆撥款屬一次支助，我們沒錢請其他人看，於是就由我們的校工做維修保養，定時看有沒有漏水。」
「教育局現時要我們安排合資格人士檢查，其實我們沒有額外的錢，所以都是問有沒有那位校友、朋友合資格，免費來幫忙看有沒有危險性。」劉志遠坦言。
詹志勇認為，政府一直忽視綠化屋頂的維修保養，在撥款時並沒考慮到維修費用，至今還要學校自行負責檢查與維修，實在「涼薄」。
學校以外，現今不少私人樓宇，都在政府推動下，進行屋頂綠化工程，但政府卻沒有儲存相關資料。「連什麼地方有，有多少（屋頂綠化）也不知道，還談什麼監管？」
一場綠化屋頂塌下事件，喚起大眾對屋頂綠化的憂慮。不過，詹志勇呼籲，各界切勿成為驚弓之鳥，只要政府願意完善監管制度，屋頂綠化絕對是有益之事。
那時我就知道，一定要為下一代建設更多草地。
他記得2007年時，他幫一間小學的屋頂建設草地，當時一個小學生跟他說，自己以前從來未在草地上坐過、躺過、滾過，那天他玩得很開心。「那時我就知道，一定要為下一代建設更多草地。」詹志勇堅定地說。
（端傳媒實習記者馬婉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