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71次大會審查「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簡稱台知園區）。我過去在台灣農村陣線，就持續關注這起爭議個案。當天，我首次以立法委員身份參與審查。我延續昔日立場，在會議中努力呈現在地農民訴求，和相關的法律論述。
最後，都委會決議退回重審。爭議仍在持續。
政治工作對我來說，是廣義的「社會運動」。過去，我在街頭抗爭，為草根民眾發聲；現在擔任立法委員這個職務，則更能成為民眾與政府前的橋樑，將社區與社運團體的訴求，更確實且更全面的傳達到政府官員的耳中。這場都委會，只是過去與現在延續的節點之一。
關於我所認知的社會運動，想先從幾段回憶談起。
「農與土地」的記憶
小時候我由阿公阿嬤帶大，有一次阿嬤外出，阿公與我兩個人顧家。傍晚時，我獨自在家等着阿公從田裏工作回來。在等待之間，日月潭邊頭社起了大霧，我有些冷有些餓，跑到路口，等了許久看見阿公從田裏霧中走來。
當時晚餐的菜色，已不復記憶，但記得第二天的便當有一隻雞腿，那應是他到田裏做事、補充體力的肉食。如果阿嬤在家，那隻雞腿是阿公的，但阿公如此地疼愛晚輩，願意將難得的雞腿留給年幼的孫子。當時因此開心，卻還不理解隔代教養的意涵，慢慢長大後方感受到農村生活有那麼一點「困頓」，並逐步探討與理解它背後的結構問題。
長大後，我到台北就讀台北士林商業職業學校，中午總會去圖書館翻閱《人間》雜誌，方才知道台灣各地的社會問題，開啟我對社運的啟蒙與想像。畢業後到台原出版社工作，進行出版企畫、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等工作項目。後來，我到瓦歷斯貝林（Walis Perin, 1952─ 台灣賽德克族）立委辦公室擔任助理，參與推動許多重要的法案，如修改《槍砲彈藥管制條例》，明訂讓原住民擁有自製獵槍上山打獵；以及協助擬訂《儲蓄互助社法》，讓基層互助金融得到法規的肯認，不再遊走於灰色地帶。
助理生涯也不盡然是美好回憶；當年立法院有「永續問政會」，助理們常有跨黨派的交流、互動、研習。1997年《京都議定書》通過時，助理們覺得台灣雖非聯合國成員，但也該提出國內的法律，管制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在簡單討論後，便各自向委員遊說，希望能制定相關法案。然而，不分黨派的立委們卻表示：「環保是長遠的事情，不需要急着現在立法。」12年後，莫拉克風災重創南台灣，證明了氣候變遷是迫在眉睫的危機，不是「長遠」的問題。每當我想起當年與夥伴們的那份生澀想法，與後來莫拉克風災所造成的傷亡，心中無比苦澀。
從小在農村生長的回憶，讓我對「農」與「土地」議題始終關懷熱情參與；年輕時的助理經歷，讓我對立法院運作有務實的認識。在資本主義的沖刷侵蝕之下，農村裏人與人之間互惠協力的生活紋理正日漸消失，並不是因為人們不願意再彼此協力，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所形塑的「現實框架」讓人們缺乏條件去理解、認識與互動。
對我來說，社會運動就是為了打破這個框架並重整社會結構而持續努力，從政並不意味對現實框架妥協，反而應着重打破框架持續前行。我不認為政治工作能解決所有問題，然而當前農業議題、土地問題面臨險峻棘手，面對變幻莫測的「第三波圈地運動」，實不該放棄任何一個有可能促成改變的戰略位置。
第三波圈地運動
何謂第三波的圈地運動？一般圈地運動，我們都從「原始積累」來思考。
第一波圈地運動，是農業生產跟工業生產的角力：資本圈地為工業原料生產，並擠壓農民使其無生產資源，轉為都市的低價勞動力，因此農民被迫離開土地。第一波圈地農工角力，然仍可見實體生產之軌跡。第二波圈地與前述模式相近，但尺度卻發展為跨國壟斷資本的移動，例如跨國企業在印尼、馬來西亞大規模砍伐熱帶雨林，轉作棕櫚。
而近年在台灣興起的「第三波圈地運動」，是壟斷資本極大化擴張的結果。當中被圈的土地，已從過去實際承載農工生產的生產要素，幻化為虛擬而不可見的金融資本，炒作的標的，讓地產霸權進行更加強橫的積累。
試舉一例，台灣近年來橫暴的土地徵收竹南大埔案。一開始，苗栗縣政府宣稱是為「因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用地已呈飽和狀態」，並宣稱規劃苗栗竹南約157.09公頃用地作為科學園區第四期擴建用地，苗栗縣政府遂據此開展「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都市計畫，強制徵收。然而行政院國科會在2013年發出聲明，強調此特定區非竹南科學園區。
實際上，徵收土地主要為地產霸權所用。直言之，以科學園區之名徵收的土地，不是真正的科學園區，而是地方政府轉換農地為建地的手段。所徵收的土地，至少三分之一由縣府轉賣地產開發商，其餘部分土地造鎮的公園及道路。
在開發過程中，農民或住戶若想保留土地，必須加價向縣政購回，此一價格均由縣政府訂定。此外，苗栗縣政府藉此擴展財源，該年年底顯示：苗栗縣政府地價稅收成長17%、共計一億三千多萬元，創歷年最高紀錄，地價上漲額度中，有九千多萬即來自縣長劉政鴻推動竹南大埔案、高鐵站特定區等大型土地開發案。
又如新竹縣的「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此案前身為林光華縣長時期所提出的，佔地1235公頃的「璞玉計畫」，原本打算將頭前溪兩岸的大片農業區，全面規劃為新市鎮，打造所謂的「科技城」。然而本地居民世代均以務農為主，空間紋理及生活文化亦為典型客家農村，此計畫的提出，根本不符在地產業與居民發展的需求。
遺憾的是，新竹縣政府根本不理會農民保留家園田地的心聲，執意以區段徵收方式進行大規模造鎮。原因在於璞玉計畫區位於都市周邊、交通便捷，一旦徵收，新竹縣政府可取得大量可供標售的建地及稅收收入。此種透過掠奪農民的土地，賺取地價上漲差額的手法，為各級政府廣泛使用。
2004年，由於在地居民反對，新竹縣政府把開發範圍大幅縮減為447公頃，仍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然而作為開發前提最重要的公益性、必要性，及社區與產業影響評估，卻付之闕如。新竹縣境內都市計畫用地早已過剩，縣政府仍蠻橫地以「將來總會不夠」的薄弱理由，作為徵收依據。如果新竹縣真的有這麼多產業及居住需求，為何面積可以任意縮減？又為何縮減後的計畫中，可供標售的住商區面積，仍然超過產業專區的三倍以上？可見所謂的產業發展，僅是詞藻華麗的紙上談兵；地方政府真正的目的，着眼於土地變更的龐大利益。
區段徵收
苗栗大埔及台知園區並非特例。台灣有數十件開發案，上萬公頃土地都在開發與徵收的過程中。此一形式，並非只針對私有財產，國有財產的台糖土地，也是地方派系與地產霸權覬覦對象。位於彰化二林的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開發工程共佔650公頃土地，其中高達500公頃為台糖土地。此案規劃的60米道路橫越當地蔗工村落「相思寮」，迫其村落解體。不管是人民或是國家的土地，在第三波圈地中都遭直接剝奪。
「強制徵收」手段為國家高位權力，應以公共利益、必要性、不可替代為原則，並應兼顧需地機關與所有人權力的對等，與公開的審議程序。然而台灣過去在長期威權體制中，罔顧前述原則，中央政府反而放任地方政府球員兼裁判，造成土地徵收的爭議層出不窮。為求生存根基的人民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剝削，縱然無以為繼，只能堅持團結抗衡浮濫徵收。
第三波圈地的特色是：其以實質生產的圈地邏輯為藉口，形塑「農工對立」的假象，遂行國家權力強制徵收，並結合地產霸權開發炒作。看似是為了實質需求，實為虛擬需求；此一交換的重心並非商品、也非使用權，而是以「土地」為標的的金融期貨，及後續轉讓過程中的虛擬財富創造。
政治工作是社運的一環
對我來說，擔任立法委員的首要目標，是促使政府重整農業結構，正視農業多功能價值，導正過去線性經濟發展與GDP衡量的單向思維。我希望致力推動糧食安全、農業生態、農耕文化、在地經濟，並復振互惠協力的農村社會。這個過程中，則需持續推動「青年從農、產銷結構優化、城鄉共好、食農互惠、農業創新、適當科技」等觀念，並從法案、政策及預算等多方落實。
例行性的工作，是對行政部門的監督與溝通。我在2008至2011年曾檢視《農村再生條例》，提出民間版本，最終定案條文中置入「青年從農」和「多元農業產銷」的內容，但行政部門未能執行。這使我體悟到，對行政部門的監督、溝通、協調責無旁貸。
未來針對農業，為了解決台灣農民零細化（耕作土地面積微細無法承擔生計）問題，務必建立以家庭農場最適規模的使用權為導向的「土地儲備制」；同時以社會經濟合作社體制建立產銷結構；並強化都市與城鄉的互動連結；且將持續討論、建立以地方為主體，並且完善生活機能的鄉村發展形式。這些事情並不容易，涉及《農業基本法》、《食農基本法》的制定，並落實「農村再生基金」以地方、農民為主體的使用模式。
針對土地問題，則務必修改《土地徵收條例》，強化聽證程序，並廢除區段徵收等不當機制；要求目前審議過程務必須公開透明對等參與。針對台糖等國有土地，務必維持「農地農用」之原則，並以此作為青年從農之根基。身為農業基層工作者，我反對台灣加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TPP）。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建立農業防線，並積極的與農民及農業組織互動以維繫組織動能。
在本屆立委選舉中，多位社運工作者選擇參政，曾引發諸多關於社運與政治的辯論。但於我而言，擔任立委工作，並不意味與社運的關係遠離。
對我而言：政治工作是社會運動的一環。社會運動並非僅是媒體呈現的激烈抗爭，在此過程中的草根組織、社會宣傳、立法遊說缺一不可。在我參與台灣農村陣線時，就經常需要與政府部門就政策、就法案、就議題「敲門也要談、撞門也要談」。如今擔任立法委員，得以更直接參與政府工作之監督，適足以為這種角色的延伸。
過去多年來，我們總在迷霧般的社會爭議中，耐心聆聽、抽絲剝繭，努力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致力進行基層農民工作。擔任立法委員後，將更努力接觸基層農民、協助基層群眾理解行政機制逐步解決問題；並且建立更多的節點，與農民及基層群眾共同攜手重建農村在地經濟、互惠協力與城鄉共好的願景。
個人能力總有限，唯有賴組織力量的擴展與連結，方能有所突破。理想中的社運組織仿佛「拼圖」，每個成員在其中摸索，究竟如何改變現行框架、連結基層展開行動、找出壟斷資本主義的缺口？進而拼出相對完整的力道，對抗當前的政治經濟結構。
當圈地運動已經三度變形，以更為複雜、細緻的方式掠奪土地，當政經結構循着線性經濟發展的邏輯而忽略農村農民農業農地之際，我們不該放棄以任何方式摸索出路；走進國會正是摸索過程之一。
（蔡培慧，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台灣農村陣線前秘書長，台灣第9屆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