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過後，政壇並未暫時休戰。小學三年級的「全港系統性評估」（TSA）掀起抗議風潮，罷課、罷考，甚至「亂考」之聲不絕於耳，就連前教育局長孫明揚亦予以批評。相信在醞釀TSA 爭議初期，誰也想不到事情會發展至此。
主權移交接近廿年了，香港的公民社會也今時不同往日。七一大遊行、保育運動、反高鐵運動、反國教科運動，以至去年的佔領運動、反對政改運動等，香港的公民社會展現了驚人的自我動員力和組織力。政黨、工會、民主派人士或會吶喊助威、派出糾察隊，但終歸的「運動主力」，始終是每一個自發參與的市民。
一次又一次的民間自我動員，使公民社會成為改變社會希望的載體。傳統民主黨派的領導力和道德感召力慢慢褪色，近年熾熱的意識形態之爭亦使社會運動團體惹來不少非議。不過，究竟公民社會這個概念，是意味着「社會包圍政府」的未來趨勢，抑或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美化了的浪漫理想？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06年出版一份研究報告，以系統性的量化和質化指標，衝量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該報告以：A vibrant but loosely organized civil society 為題，形容香港公民社會充滿活力，但缺乏組織力。報告以推動價值、影響社會、公民社會的發展環境、結構及資源四項指標，每項指標的滿分為三分，來反映香港公民社會的運作情況。結果顯示，香港的公民社會較能推動社會價值的轉變（在三分中取得兩分），以及影響社會的政策和議題（取得一點九分）。報告表示，香港的公民社會使可持續發展、滅貧、性別平權等價值，以至是幫助邊緣社群發聲和爭取權益方面較為中規中距。其次，香港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亦鼓勵公民社會組織起來。不過相對而言，香港社會的社會信任、包容度及公益精神則仍要加把勁（環境指標在三分滿分中取得一點六分）。
這報告認為香港公民社會的「軟肋」，便是公民社會組織的結構、組織力、資源及動員能力（取得一點三分）。香港社會的捐助文化及從事義務工作的風氣一般、參與公民社會組織的人則更少。此外，公民社會組織之間鮮有穩固的協調和溝通網絡。一眾公民社會組織亦沒有固定和持續的機制介入政府政策。公民社會跟商界之間亦沒有穩健的溝通管道。這些現象都使香港的公民社會，縱使活力十足，但卻欠缺組織力和持續發展的穩定資源。
社聯的報告乃是九年之前的分析。不過到今天，上述的觀察看來尚未過時，且亦不見得會突然大變。最明顯的趨勢，是香港公民社會自去年佔領運動後，出現了「拆大台」的風潮。在佔領運動冒出頭來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運動後出現「退聯潮」，終歸失去了「半璧江山」。後佔領時代的「去組織化」大勢，再加上「左膠」、「右膠」等意識形態之爭越演越烈，使公民社會組織以至是政團之間內耗不斷。這趨勢無助香港公民社會凝聚組織力及於民間籌集資源的能力。然而，組織力以及持續籌集資源的本領，卻是公民社會組織長期、有策略地推動社會議題的重要因素。
集體行動連結行動缺一不可
不過，團體的組織力及動員力，是否必然就是「社會包圍政府」的必備條件？社會運動學界近年頗為熱烈地討論由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發展為連結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範式轉移」。前者，講求發起團體的組織力、動員力，以及「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簡單來說，是社會運動團體如何從建制、社會權力分布，以至是輿論及傳媒運作中，找到發揮機會及爭取資源的機會。而後者，則有「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意味──在傳播科技發達、人們知識水平及自我組織能力大大提高的環境下，要以集體行動去指揮群眾，根本就行不通。反之，掌握傳遞資訊的能力、讓資訊發酵成為民意的觸覺（例如改圖技巧和「抽水」的技能）、以及連結不同民間力量的網絡和互信，才是將來搞社會運動的趨勢。
集體行動是「化零為整」，連結行動則有「化整為零」的勢態。兩者未必是誰取代誰的關係。不過，將來要讓香港公民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以至是在關鍵時刻做到「社會包圍政府」的效果，看來上述兩者，是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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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傑，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