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關於淺水灣,你應該知道的兩對愛人

張愛玲寫《傾城之戀》,而白流蘇的淺水灣不是海明威的;海明威夫婦的淺水灣不是奧登和他的男友的⋯⋯只有海明威的打字機至今還在我們可以去到的酒店裏,成為不知誰人的記憶。

特約撰稿人 林郁庭

刊登於 2015-09-30

淺水灣海灘攝:張百銘/端傳媒
淺水灣海灘

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着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着,在這個誇張的城市裏,就是栽個跟斗,只怕也比別處痛些,心裏不由得七上八下起來。── 張愛玲《傾城之戀》

在《傾城之戀》裏,白流蘇抱了破釜沉舟的決心,由滬抵港豪賭一場,誓言釣得眾人覬覦的金龜婿。她的香港初印象,無非要為心境染上各種刺激性的色彩,開戰前暗暗廝殺個沒完。從鬧區翻山越嶺到港島之南,顛簸一路的流蘇,終於見着藍綠色(而不犯沖)的海,明媚的淺水灣,主戰場。

我亦多次隨中環出發的雙層巴士往淺水灣,穿過街市古廟、綠草如茵的跑馬地、各色人等宗教混雜的墓園,疾行於狹窄蜿蜒的濱海公路,驚心動魄處,幾要貼着山壁而行,任一窩蠻着腰肢橫不稍讓的樹枒劃頂而過,一個急轉,又像要衝出黃土崖紅土崖,掉進泛着美麗顏色的熱帶海洋。能於這般險路毫不在意高速行駛,也只有香港的大巴駕駛,個個功夫了得,讓人安穩抵達目的地時,更覺生之喜悅。

海明威的打字機

造訪淺水灣,似乎總在陰沉的午後。暴雨之後,南中國海再不見原有的藍意,翻騰濁浪盡頭,仙山一座座,漸次升起。目送渡船漸行漸遠,海天之際,一層亮似一層;日暮了,方才亮起的瞬時暗去,雲破天開那一角驀地映上一抹腥黃,殘紅盡了,一點點潛進比海更深邃的夜。

穿過夜幕向天空綻放的那朵百合,出自建築名家福斯特(Norman Foster)之手;這一頭的得獎設計,是拆了昔日的淺水灣酒店,原址上蓋起波紋狀高級公寓,挖空的心口,透出一方山的蒼綠。充滿殖民風情的二層露台餐廳和商場,仿照原酒店迎賓門面重建:穿過椰影花陰,西班牙噴泉,登上圓裙般開展的大迴旋梯,回首一望,格狀遮陽棚下的海,已籠進煙塵裏。

蓮花燈,竹酒吧,頂上懶洋洋轉着裝飾風扇,玻璃櫃陳設的銀餐具,鏤花茶罐,東方獵奇旅遊書,好萊塢影星的笑顏。殘存淺水灣酒店記憶的長廊另一端,還有一部海明威用過的打字機。

1941年2月,海明威與第三任妻子瑪莎.葛洪(Martha Gellhorn)抵達香港,準備前往中國內地。儘管淺水灣酒店過去亦接待過蕭伯納、毛姆等文豪,如海明威夫婦這般星光熠熠的組合,真是不多見:富於正義感和冒險精神的葛洪,是優秀的戰地記者,以文思敏捷、觀察入微著稱,素有才貌雙全之名;剛於前一年發表《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海明威,聲望與銷售量都持續上升,遂讓他走入《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1929)之後,睽違已久的另一波高峰。海明威與葛洪相識未久,即相約至西班牙採訪內戰,戀情迅速升溫,他第二段婚姻於是告終。1940年底,海明威辦妥離婚手續迎娶葛洪,預計回到古巴的寓所悠哉一陣子,新婚的妻子卻提出更另類的蜜月主意。葛洪執意前往兩人都不熟悉的亞洲,採訪中國戰情,不是特別熱衷的海明威,終究被說服同行。

在香港,他們樂不思蜀。日軍進逼下成為孤島的上海,光芒逐日黯淡,它在南方的姊妹城市與對手,則愈加散發惑人光采──隨着戰亂大量湧入的人口與資金,儘管為香港帶來不少問題,卻也讓它在歐戰陰影與隔岸的中日戰火夾縫中,享有從所未見的繁景。海明威縱情飲宴、社交、打聽新聞八卦,在量淺的葛洪從聚會中先行告退時,總不忘調侃,說她要探城市的脈動去了。停留香港一月餘,中環、跑馬地、高級餐廳、名流歡聚的場子,自然少不了他們的身影;窄街勾攬芳客的流鶯,暗夜中提糞桶(夜香)的痀僂老婦,血污裏打滾的霍亂傷患,鴉片窟骨瘦如柴的癮君子,往來填煙管、任人猥褻的小奴婢,也深入他們記憶。

蜜月似乎結束了

有一回他們來到新界,望向一水之隔、鐵絲網劃開的邊界(若是今日,從鄉野風光濃鬱的新界看高樓處處的深圳,宛如另一個世界的海市蜃樓),葛洪想望的戰區,只是一片燒焦的村莊,休耕的田地,鐵絲網上吊着村民晾曬衣物;可以看見他們丟骰子、玩牌戲,矮個兒日本兵無精打采地盯哨。之後,海明威夫婦進入兩軍對峙的廣東前線,沒看到交兵情形可供報導;戰地司令特別為他們舉行軍事演練,部隊向模擬的日軍營地進攻,展現良好訓練與紀律、視死如歸的精神,這頭喊吶得地動山搖,更南邊真正的日軍陣營,依舊不動如山。貴賓們接着同將士觀賞了抗日愛國劇的演出,估量廣東戰區大抵如此,期望戰時首都的重慶能帶來更多收穫。

他們在香港見了宋家兩姊妹,對於孫中山遺孀的慶齡印象很好;孔祥熙夫人靄齡的黑絲絨鑽石排扣旗袍,雖讓葛洪大為驚豔,這位貴氣逼人的夫人,予她的觀感並不好。他們在重慶有機會二度訪談的蔣宋美齡,「如同最時新、最耀眼的電影明星般美麗,有着迷人的雙腿」,葛洪這麼形容。不難想像這位英語流利、深具個人魅力、熟稔媒體掌控的第一夫人,在美國演說尋求奧援,總能獲得廣大迴響。三人在第二次會面留下一張難得的歷史鏡頭:葛洪身著套裝露出長腿,對着女主人微笑;蔣夫人的花布旗袍配上緞帶繫的大草帽,看來寫意而休閒;海明威愉悅地坐在兩位美人之間,好一幅花間行樂圖。可別惹上「中國女皇」,海明威說,蔣夫人優雅地提醒他們,歐洲人還在茹毛飲血的時代,偉大的中國已經有政治文獻了。

中國三週,成果相對乏善可陳,葛洪致友人信中提到,她作為戰地記者的素養與信念受到考驗:知道說真話反而討人嫌、沒人信。挟着與白宮的良好關係及羅斯福總統的介紹信,海明威夫婦一路受到高規格接待,出入搭乘權貴才上得了的航機,在重慶借住宋子文宅邸;儘管戰時物資缺乏,接風宴席上總少不了山珍海味,喝着「與海明威夫人金髮同樣顏色的美酒」,教他們如何嚴詞批判以報主人盛情?縱使對蔣宋家族領導的國民政府抱有疑慮,對其專斷與誅鋤異己不認同,這個拿了美援誓言抗日的政權,畢竟是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友,兩人公開發表的文章,遂不免避重就輕。他們閉口不提在重慶見了周恩來,直到1978年葛洪出版回憶錄,才首次談及該次會面:「如果他牽着我的手,對我說要帶我去上都(Xanadu)的逸樂宮殿…給我一分鐘帶牙刷,我就跟他走了!」海明威夫婦顯然為周的風采才情所動,在當時卻不便公然表明。

重慶之後,他們飛臘戍,在中緬公路分手──葛洪到新加坡、荷屬東印度繼續採訪,海明威回香港。蜜月似乎結束了,他們於1945年慘烈離婚。

詩人奧登和他的同性愛侶

1938年初,一對英國來的才子佳賓亦駐足淺水灣。應出版社之請東遊的詩人奧登(W. H. Auden)與小說家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於中國訪查四個月,隔年出版《戰地行》(Journey to a War),伊薛伍德生動的記事輔以奧登富於象徵手法的詩作,共同記述兩人自港入廣州、漢口、鄭州、徐州、西安、金華、上海的火車和渡船之旅。儘管他們於香港社交圈遇到的「領導人物聰明而風趣/西裝剪裁合宜,穿著挺拔/關於一個貿易城市的規矩/他們有很多文雅寓言可話」,兩人對這城市無多可言。對奧登來說,中環的匯豐總部大樓似乎道盡了香港:「我們的銀行家在東方豎立/一座適於喜劇繆思的聖殿…各人自有人生丑角戲演/縱然人生既不討喜亦非遊戲。」停留十多天後,兩人離港前往廣東。

這對從未遊歷「超過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菜鳥戰地記者,作夢般地興奮上路,如窺伺鏡裏乾坤的愛麗絲──一到中國,就醒了。(「如果我們是真詩人…無疑會攜手歡笑而行,在原野中為彼此編織野花冠。但我們如此混亂而物質主義…」伊薛伍德如是說。)如同海明威夫婦,他們也給人四處帶着應酬,興致盎然看着宴席上的水彩道具:像畫筆的筷子,如色盤的醬料小碟,好似洗筆水的茶碗,居然還有擦筷子的抹布!儘管陪伺陣仗不如海明威夫婦的豪華,偶爾領路的人會吹噓,說他們跟英國國王很熟,而愈被待為上賓,也愈看不到前線:最接近的戰場是躲空襲的時刻。他們想採訪八路軍、新四軍總沒機會;終於貼近烽火線的一次,在城陷之前被送回來;迎賓活動不乏精心打點、陣容堅強的日軍暴行控訴團,奧登說像村民唱詩班。

他們覺得孔祥熙讓人想起巴爾扎克;瘦高的杜月笙是中國版的人面獅身,有一張像是石頭削出來的臉;蔣宋美齡與其說漂亮不若是活潑,神態自若,魅力驚人。她顯然深諳應付各種來賓之道,「隨其意志,她可以成為富有文化素養、懂文學與藝術的西化女士;討論飛機引擎和機關槍的科技專家;醫院視察官;婦女聯盟主席;或樸實、真情流露、小鳥依人的妻子。她有駭人、慈靄、利落、殘酷的一面,」伊薛伍德寫道,「奇怪的是我從沒聽任何人提起她的香水──我們兩人都沒聞過那麼好聞的味道。」在公開場合如鬼魂般陰森的蔣介石,私底下卻是溫和害羞的人。被夫人挽着要拍合照,他在奧登的鏡頭前又僵硬起來,「如同小學生被告知要站直。」

《再見,柏林》卷首,伊薛伍德說,「我是快門打開的相機,挺被動,只紀錄不思考。」他的敘事向以精準細膩、冷靜迫真著稱,追憶旅德四載見聞的《柏林》系列,為威瑪共和後期與納粹興起之交那個迷人、無所拘束、卻又風聲鶴唳的柏林,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不管虛構還是有所本,他筆下那些性格突出、活靈活現的人物個個讓人難忘。約莫同時期完稿的《戰地行》日誌,亦帶着客觀詳實中閃動慧黠諧謔的特色,對歷史人物的觀察饒有意趣;描繪戰火陰霾下的山河大地、認命而勤敏不懈的農民,悲憫中難掩抒情──他不諱言自身局限,竭力勾勒出的中國,飄搖在西方人的遠東迷夢,以及了無詩意的實境邊際。奧登關於此行的詩作,帶着早期現代主義晦澀朦朧的風格,夢魘翻騰之中,不平之鳴似天雷而降──他自己事後看來,覺得太「說教」了。《戰地行》於1973年出修訂版,奧登在新增序文中指出,早在1938年,兩人的直覺都把中國未來寄託於毛和共產黨,而不是蔣介石與國民黨。

「當然,我們蠢到去信服某些西方記者熱烈宣揚的那一套,說中國的共產主義大不同而無害,是一種非極權的農村民主,」他的結論是,「真實政治的第一條格言,就是不論自己意識形態偏好為何,永遠不要去支持失敗者。」

他們去了海明威沒去過的地方

他們搭船至上海,首先看到外灘,「偉大城市的門廊」──但那也只是門面。把這些讓人印象深刻的高樓「丟棄於不健康的泥灘」上,遠離它們千里外的同類,正是一股「純然無情的競爭精神」,伊薛伍德說道,「最大的野獸一路推進至水畔;背後則是一夥骯髒破舊的較小房舍。」這城市裏應有盡有,或許好酒難存,但尚有足夠的琴酒、威士忌「可浮起一整隊戰艦」;要女孩或男孩,在澡堂和妓院有得找;在高級的地方抽鴉片,像下午茶一般,由托盤呈上;可以同和平飯店頂樓餐廳經理閒話歐洲皇族、希特勒之前的柏林,亦可向珠寶古董商訂製第五街、龐德街同等級奢侈品。萬惡城市裏若真感到絲毫悔意,到處都是教堂可供告解。

最終的上海之章迥異前文的疏離,充滿伊薛伍德所謂「用意良善的觀光客、自由派人道主義知識分子」的義憤與批判;畢竟,他們借住的英國大使私邸位於法租界,走出花園洋房看到的另一個世界,對比過於強烈,教人不受震撼,也難。他們在貧民窟行走,磨壞了鞋子,走過黑暗遺世的虹口、張大饑餓的眼凝望租界的閘北;特務槍響,眼前的紳士瞬時倒在血水裏;懷着淘金美夢來到上海的農村少年,拉黃包車愈拉愈窮;因上海保衛戰傷殘的兵士,只能乞討度日;於工廠惡劣環境被剝削的童工,幾年之內或是手腳變形、黴瘡上身,或因鉛中毒、肺結核早逝;比最不濟的農村更窘迫的難民營,一戶茅棚下能加蓋三層,擠進五百人,長期營養不良的孩子們,往往逃不過寒冬疫疾的劫數。

帶着訪談筆記與沉重的心,回到他們的世界。在那裏,歐洲商人會登報投訴,說難民氣味可憎,應該離開租界;公認「唯一良善的日本人」,以為轟炸廣州比軍事佔領更為人道;有英國同胞建議日本人,該驅離墳塚周遭窩着的農民,免得壞了園景。

海明威幺兒回憶,老爹跟他們講當年到訪中國的故事,說在廣東吃了猴腦,在上海,曾目睹警察當街槍斃人犯,路上行人往來如故,無人圍觀。

終其一生,海明威從沒去過上海。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