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是誰？
在亞馬遜中國的網站上，劉鶴的書《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只獲得15條評論，但10條給了滿分五顆星，其中一條評論說：「懂得人就懂得此書的價值。」
今年63歲的劉鶴所供職的中央財經辦公室（下稱 「中財辦」），隸屬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中國唯一負責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小組，由習近平任組長、李克強任副組長。中央領導小組是權力最爲集中的權力機構，作爲該小組下的常設辦公室主任，劉鶴的職位舉足輕重。
他掌下的中財辦不但要起草重要的經濟政策文件，還要爲習近平及中國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供建議，作用類似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美國彭博社將劉鶴稱爲「中國的薩默斯」（美國白宮原首席經濟顧問），中國媒體則喜歡稱他爲「中國新經濟計劃的總設計師」。
但這些稱號都不及「習大大智囊」、「習財金國師」這些大陸媒體賦予他的流行語標籤傳播度高。這位的中財辦主任因爲習近平的一句話而廣受關注。
2013年5月，習近平向來訪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龍介紹自己身邊一位外形儒雅、身材高大的助手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根據媒體報導和公開資料顯示，劉鶴和習近平的交往可以上溯至上世紀60年代，倆人同在紅二代雲集的北京101中學讀書。建於1946年，101中學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老區創建並遷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學。1951年，經周恩來特批從河北張家口遷至圓明園南側，生源多爲高級幹部子弟和烈士孤兒。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前人大副委員長李鐵映、劉少奇之子劉允若等人都曾在這所學校就讀。
2012年12月，剛剛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南下廣東各地巡視。這趟巡視和20年前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路線相似，並多次釋放「力推改革堅持開放」的信號，因而被稱爲「新南巡」。劉鶴全程陪同。
在負責規劃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裏，劉鶴曾主持制定了11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部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
劉鶴還參與了「八五」、「九五」、「十五」計劃和「十二五」規劃的制定。這些計劃以五年爲一期，對未來五年的重大項目建設、生產力分布等經濟發展做出規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曾對《環球人物》表示，劉鶴在近年來的五年規劃綱要編制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3年3月，劉鶴升任中財辦主任兼發改委副主任。同年，中國經濟經歷了14年來的最低增長率──7.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估計，未來五年若沒有實質性改變，2030年前中國經濟年增速可能會降至4%。
依賴廉價出口和國內投資的增長模式已露疲態。上任後的習近平一再表態要堅持經濟改革，推動國內消費增長。
而外界對劉鶴此番就任寄予希望。彭博社在2013年3月28發文分析道，中國政府任命有哈佛教育背景的劉鶴爲發改委的11名副主任之一，可能意味着新一屆中國政府正在準備加快市場化改革，以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工農兵加海歸
劉鶴生於1952年，1969年到吉林下鄉插隊，次年加入人民解放軍「王牌軍」38軍。這支軍隊因爲在朝鮮戰爭第二次戰役中表現出色，贏得「萬歲軍」的稱號。從38軍走出來不少大陸名人。當大批知識青年仍留在偏遠鄉下做農活時，下鄉僅一年的劉鶴能加入「萬歲軍」，無疑是非常幸運的。
三年後，劉鶴退伍，回到北京無線電廠做工人，後轉爲幹部。
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高考恢復。第二年，劉鶴成爲文革後中國首批大學生，入讀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他在2008年撰文回憶道：「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劉鶴在中國人民大學先後獲得學士、管理碩士學位。
1988年，劉鶴進入國家計劃委員會（下稱「計委」）做研究工作，並在1992年至1995年留學美國，獲得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管理學位。截至目前，在肯尼迪學院進修過的中國高級官員已超過千人，其中包括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劉鶴的經歷被媒體概括爲六個字──「工農兵加海歸」，他們普遍認爲，這樣的背景讓劉鶴既能接地氣地了解中國的經濟情況，又擁有國際視野。
彭博社引述耶魯大學管理學院資深講師、摩根士丹利前亞洲主席斯蒂芬·羅奇的話說：「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同尋常的任命。劉鶴一直積極主張中國改革的迫切需求，特別是拖延已久的經濟增長模式向消費主導的結構性轉變。」
《華爾街日報》在流傳甚廣的《劉鶴的艱鉅任務：讓中國經濟再次騰飛》中，將劉鶴的工作描述爲「勾勒中國的經濟前景，而這一前景將指導中國未來10年的行進方向」。
製造政經「熱詞」的低調學者
事實上，如今頗爲流行的「頂層設計」、「底線思維」等詞，皆出自劉鶴的構想。 而諸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等收入陷阱」、「城鎮化」、「收入分配」等是劉鶴在研究論文和政策談話中反覆提到的關鍵詞。
「頂層設計」原是工程學術語，指統籌考慮項目各層次和各要素，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
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第十一篇的導語部份強調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是「頂層設計」一詞被首次寫入國家重要文件，而劉鶴全程參與了「十二五」規劃的制定。
「十二五」規劃公布前5個月，時任中財辦副主任的劉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提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改革30多年，現在到了一個新階段。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和面臨各種各樣新的重大改革議題條件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個頂層設計，包括主要目標及先後順序……」
這個概念被習近平在日後各類講話中屢次使用。2012年，習近平「南巡」發表講話：「我們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頂層設計」被運用在經濟改革、外交政策、中國夢、國家安全體制等各個領域。在《人民日報》官方網人民網上檢索關鍵詞「頂層設計」，超過1500條報導中出現了這個詞。
他並不是只會製造這些「熱詞」。2015年6月23日，由劉鶴執筆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得「201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這個以經濟學家孫冶方命名的獎項創始於1985年，每兩年評選一屆，被譽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此前，吳敬璉、樊綱、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強、許小年、陳錫文和樓繼偉等曾先後獲得該獎項。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共性，並提出了應對策略。作爲執筆人，劉鶴的一些觀點和他直言不諱的表達方式，讓媒體和經濟學界感到眼前一亮。
他說「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衆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在文中劉鶴直言「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爲糟糕。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
他強調「底線思維」思維方法，建議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衝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自此，「底線思維」頻繁出現在政經決策者的公開言論和媒體報導中。
在劉鶴的視線裏，中國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盪；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文章最後得出的啓示「對現行政策制定具有前瞻性、參考性意義」。
「低調，思想開放，雖然身居要職，仍注重研究問題。」張卓元這樣評價劉鶴。
在各類新聞畫面中出現的劉鶴看起來神色自如，說話不徐不疾。和其他中國官員不同，他並不染髮，而是頂着一頭灰白的頭髮視察、開會。
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在2010年一篇對劉鶴的專訪中說：「與之（劉鶴）交談，更多地感覺是在與一位學者交流，思考的愉悅中充溢着真誠。」
近15年來劉鶴共發表了200篇論文，其中有三篇獲得國家一等學術獎，還出版了四部專著。
主導中國經濟決策的50人
劉鶴另一個爲人所樂道的事情是他創辦了足以影響中國經濟走向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
1998年，時任國家信息中心主任的劉鶴和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北京西城區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吃飯，創辦一個經濟論壇的想法在兩人之間響起「強烈的共鳴」。劉鶴後來回憶道：「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通貨緊縮狀態，我感到，需要在經濟學者之間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討論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討論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層面上交流學術思想。」
自此，獨立學術群體「中國經濟50人論壇」誕生。它聚集了一批具有一流學術水準和、享有較高社會聲譽的經濟學家，包括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吳敬璉、世界銀行前副總裁的林毅夫、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等。
2003年5月他們在頤和園租了一條龍船，在昆明湖上舉辦論壇。「當非典疫情仍在全社會心理上造成較大威脅的時候，50人論壇的經濟學家們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討這一重大社會事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啓示。」
中國經濟50人論壇被視爲中國高層經濟決策的「智庫」，目前，論壇裏有5名成員任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兩名候補。中央委員會是中共的核心權力機構，其首要職能是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吳敬璉說：「從組織50人論壇開始，劉鶴的特別就很明顯。他能鼓勵學者們發揮專長，獨立地對經濟問題發表諮詢性意見，長於集思廣益。」
在媒體的密集關注中，劉鶴顯得低調而冷靜。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就很少再發表公開言論。大陸媒體記者印象中的他在50人論壇會議期間插話和主題發言很少，主要是認真聽取不同的觀點。
劉鶴辦公室在回覆《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中說，劉鶴認爲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團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斯賓塞對《華爾街日報》表示：「劉鶴是中國實用主義的一個典範，他認爲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制，但他不是這種機制的信奉者。」
在2015年3月公布的「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名單中，實用主義者劉鶴的名字不在其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對《環球人物》表示，中財辦是「在後頭領導，不一定直接出面」。
這份規劃建議綱要預計將於2015年10月18日面世，劉鶴和他掌下的中財辦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領域，值得世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