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訪問鏡頭前的岑敖暉，永遠應對如流。但只有他自己知道，2014年雨傘運動時，鎂光燈以外的他幾近完全崩潰。躁狂、散漫、目光呆滯，朋友如此形容。「無定向喪心病狂」，這位22歲的香港前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副秘書長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
「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一年過去，政治火焰遠去，岑敖暉說，他今天返回了日常生活，卻陷入新的困局。
校園裏的起點
最初，這只是一團被理想點燃的火苗。
2012年的9月11日，八千大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百萬大道罷課反對國民教育科（國教）。岑敖暉當時是剛進中大的一年級生，對「社運」一無所知。但因為在中大學生會舉辦的迎新營裏認識了一班朋友，當他們籌組反國教運動時，他也很自然地參與了幫忙。
岑敖暉隨學生會工作，參與會議，做後勤，甚至每晚在學生會的會室休息。這是他首次參與社會運動組織，投入非常。在大專院校正式罷課反國教的前一晚，深夜的泳池旁，中大學生會會室的燈光獨照，裏面擠滿了學聯與其他院校的學生，正在準備幾個小時後要用到的物資。音響裏放着Beyond的《抗戰二十年》：「當天空手空臂我們就上街，沒什麼聲勢浩大，活着必須革命，心高氣傲，哪裏去不到。」
「大家一起戰鬥的感覺真好。」當時的岑敖輝如是說，臉上滿滿童稚氣。
在後來中大學生會的多次討論會裏，他都有列席，但寡言少語。每次發言時總是口咬手指，眼神閃爍游離，生怕別人不理解他的想法。「你明白嗎？」這幾乎是他每次發言後的總結。
後來岑敖暉參選中大學生會，當選外務副會長。甫上任，就遇上葵青貨櫃碼頭工潮。
有一次，特首梁振英到香港城市大學新教學樓主持開幕典禮，學聯及學生會成員到場示威，要求梁振英正視碼頭工潮，結果遭校方保安及校內警察抬走。那是當時各家院校剛上莊的學生會成員第一次面對的衝擊行動。不過，岑敖暉沒有遭遇到這些，因為他睡過了頭，遲到了。
因為賴床或者各種原因而遲到，錯過重要會議，對岑敖暉來說是常有之事。
他在學生會的任期從2013年3月到2014年2月結束。這時，正值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報章撰文發起「佔領中環」運動，呼籲以「公民抗命」爭取民主普選，將香港兩年後面臨的政改議題提前打響，整個社會都進入對「佔中」的想像和應對準備之中。
本來我參選學生會是希望關心社會，現在政改運動到了一半，我有什麼辦法不繼續？
「本來我參選學生會是希望關心社會，現在政改運動到了一半，我有什麼辦法不繼續？社會變革需要學生先鋒，我要出一分力。」他接著參選了學聯副秘書長。
對可能到來的風暴，他並非毫無準備。學生會任期完結後，岑敖暉讀了兩本書，一本是《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講台灣爭取民主的抗爭路；另一本是內地作家許知遠所著《抗爭者》，記載兩岸三地的異議者故事。他說當自己認真去感受那些故事對個體的壓力，就覺得沉重、駭人。
離開日常，走上舞台
一旦投身社會與政治運動的火焰漩渦，就會越捲越深。
2014年7月1日，岑敖暉與學聯及其他同學發起了遮打道抗命行動，呼籲群眾在當天的傳統大遊行後留守在中環遮打道，「提前佔中」。這個行動沒有得到政界的支持，傳統民主運動的人物認為學生不能破壞「佔中」的原計劃，同聲反對。學生們在部份社運人士的協助下，孤注一擲。
當天晚上，中環的街道侷促，燈光昏黃，四處是人。
「剛才，警務人員已經多次作出警告，你們現在正違反法律。」警方的音響播出警告。岑敖暉持麥克風呼喊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與警察對峙。
大批警察逐漸包圍抗命者，包括岑敖暉在內的512名學生及市民，安靜坐地，在全球媒體的注視下一個一個被抬走。
這次行動為學生贏得了空前的道德光環。在輿論的一片讚嘆聲中，「學生」被視為民主運動的希望，學生領袖個人，也順勢被推到佔領運動的高峰位置。
「（2014年）7月2號那次的心理狀態與任學生會副會長的時候完全不同。那個時候，我有所承擔，已經豁出去了。」也是從這時開始，岑敖暉不斷接受媒體訪問，成為最知名的學生之一。
我不是逐步走上台前的，那不完全是偶然，但都不在我個人預料之中。
但岑敖暉對這樣的說法顯得抗拒：「我不是逐步走上台前的，那不完全是偶然，但都不在我個人預料之中。」
兩個月後，便是漫長的雨傘運動。儘管在鏡頭前留下了無數神情堅毅、高喊口號的樣子，作為三個最重要的學生領袖之一，岑敖暉知道，自己的狀態瀕臨崩潰。「真的知道得太少了，但是位置太高了……」
他後來說，在雨傘運動期間，自己把感情壓抑得太緊要。在面對媒體鏡頭時，他訓練自己成為另一個自己：「傳媒是讓組織訊息能夠散播出去的渠道」，「面對訪問我會有一套特定的回應模式，這和我日常對話狀態是分割開的。」
舞台以後，嘆能如何？
雨傘運動經歷79天，無聲落幕。佔領者被趕出街道，學生回歸校園，岑敖暉也不例外。他搬了在外居住，要面對每天起居飲食的問題，也面對生活的拮据。
一天在某個聚會上，他和我聊起了煮食的問題，交流了食材的價錢、以及料理的做法。從中文大學山上走下火車站，他突然說起前途：現時罪名纏身，誰願給予機會？既然如此，我們自己創業，要不要做小販？怎樣做？被警察驅離怎辦？「重奪街道，命運自主！」他笑着說。
我們聊得興起，在火車站仍久不願離開。
媽的，我這幾個月真是壓抑與孤僻得不得了，發現自己不是孤島真是心情愉暢！
「媽的，我這幾個月真是壓抑與孤僻得不得了，發現自己不是孤島真是心情愉暢！」他在火車上給我發短訊。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否決北京給出的政改方案。前一天，議員們正在議會開展第一天就政改方案的辯論。我則約岑敖暉到立法會現場做採訪。
他比相約的時間遲了超過半小時。今次「回到」金鐘，他說是向自己交代──金鐘這個地方，對雨傘運動的親歷者來說，總會自然地用「回」而不是「去」。
「過去兩年多的大學生活，一直就投身政改運動，今天回到金鐘，能夠在表決一刻到現場，是為了讓自己的經歷變得完整。」而事實上，他已經沒有了在雨傘運動時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了。沿途有記者拉他採訪，都是出於現場氣氛太平靜，無事可訪，而問的問題也來去不過是個人有什麼感覺，將來打算怎樣之類的問題。
但曾經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卻對他帶來極大困擾。由於他名氣大，在及後參與各種組織活動的時候，就受過不少社會運動中人或明或暗的拒絕，擔心他會窒礙內部討論。「我有名氣，不是我個人所願見。我被傳媒捧到一個位置，然後就什麼也不能做。那我往後怎發展？什麼也不做好了。就像雨傘運動裏一樣只管出來接受採訪好了。」說起種種，岑敖暉有點激動。
這是運動為他帶來的貶抑。而運動同樣為他帶來期望，不過這是一種被加諸於身的期望。
在僅僅兩年多的學生生涯裏，他在社運前線，看到不公義的現狀，看到社會對所有人都不信任了，也看着人們把期望都放到學生身上。結果是，學生作為一種身份，可以回應所有議題，不用理解得深入，只消有學生的頭銜。
直到今天，來自社會的期望也沒有停下來，而他也在開始質問自己：「簡單來說就是對自己的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可以做些什麼來。我知道的東西太少，我要裝備的東西，太多太多。」
能夠參與這場運動，我絕不後悔，只是，我在想如何走出這個個人困局。
雨傘運動把岑敖暉框定在了學生領袖的身份。事過境遷，他需要很努力掙脫這個加諸於身的框架。更重要的，是要掙脫思想的貧乏，狂妄而不知謙虛。「可是，我又為現在自己的不狂妄感到惋惜。」他想做點事，但卻沒有着力點。
岑敖暉形容自己現在的心態有點像「贖罪」：「因為公民社會在雨傘運動後所發生的事，以及學聯在之後面對的退聯潮，其實自己有份做成，雖然有其他社會因素在起作用，但個人還是要負上責任。可能我的形容詞很誇張，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這個心態。」
「能夠參與這場運動，我絕不後悔，只是，我在想如何走出這個個人困局。」
命運自主，但在有意無意間，岑敖暉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