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考公」夢：韓國人為何不再一窩蜂地去當「神」了？

編者按：南韓是個充滿矛盾的地方：有人說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幾乎可以說是文化奇蹟的，外銷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說它現代化﹑進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產品領先全球，但這些財閥集團同時是南韓政商勾結問題的病根。南韓知識分子金振京說過，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將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一百年；而南韓更在六十年代後，把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三十年。我們看到的，關於南韓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於此：一個本質仍然保守﹑傳統的社會，在極短時間內被資本的流動帶到了國際舞台，於是各種衝撞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但很少人有空停下來反思，也好像沒有必要去反思。

隨著K-pop在國際上受到的關注度愈來愈高，人們對韓國興趣愈來愈大，想問的問題也愈來愈多：在一個強調儒家價值的社會，生育率為何全球最低？在韓劇外銷浪漫愛情時，韓國為何出現被外媒稱為「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社會爭議？韓國是「跨國收養輸出大國」，但許多被送養的兒童到底去了哪裡？為甚麼到了韓國經濟如此發達的今天，還是有那麼多被送養的孩子？在社會仍記得世越號慘劇的今天，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屬維權會那麼困難？

在未來兩個月，端傳媒將刊出「K-pop背後的韓國」的一系列在地報道，嘗試摸索這個跟華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淵源的社會的形狀。這是系列的第一篇，關注的是韓國曾經的「考公潮」：在金融風暴後的韓國，公務員曾經是「神的職業」，考公熱甚至養活了一整個產業鏈。但到了今天，韓國人好像開始懷疑鐵飯碗到底有沒有那麼好捧，捧起鐵飯碗的代價，會不會是自己被壓得面目模糊？

鷺梁津：「漢江奇蹟」的註腳

在首爾漢江以南，鷺梁津是兩線地鐵線的交匯點，分布在大馬路兩旁的十個出口，把這個地方割成兩半——「津」是渡口的意思，所以近江的那邊，漁獲特別豐盛，有全首爾最大的海鮮批發市場。白色外牆、像運動場般大的建築物裡，聚滿會講國語的朝鮮族移工，見遊客來了，使勁地推銷帝王蟹和魚生。

至於馬路對岸，是首爾著名的公務員考試村，你一出地鐵站就會知道——整個月台每個轉角，都佈滿公務員補習天王的廣告看板。橙色、藍色奪目的底色，上面一個個穿西裝、手臂交叉抱胸的人，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下面是大字標題：「35天內，英文提高35分」、「35天內，韓國歷史提高55分」。「導師會讓你通過的！」一塊看板上這樣寫着。

這片緊鄰政治和商業樞紐汝矣島的繁華地帶，崛起於韓國近代經濟史的深淵：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經濟緊急衰退，股市崩盤，韓圜大幅貶值，及後宣布破產。解嚴初期的九十年代南韓本處於「漢江奇蹟」當中，在前一年還剛剛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韓國流行文化也開始有外銷勢頭。但金融風暴後的韓國，卻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會申請緊急借貸，直接失去經濟主導權。韓國人把「IMF」（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英文縮寫）戲稱為「I’m fired」：那一年，130萬國民失業，貧困率從不足5％急升至近15％。

80年代南韓經濟起飛，全斗煥的獨裁政府大力扶植三星、現代、SK、LG等財閥發展，讓公務員和企業職員薪水差幾乎接近5倍——大財團公司，才是人們趨之若騖的地方。但在97後經濟一片蕭條，失業率高企的南韓，「考公」卻倏然成為國民的「정답」（正確答案）：拿鐵飯碗的公務員成為了「神的職業」。自「考公」熱潮崛起，每一年十多二十萬考生競爭各級公務員職位，而根據南韓人事革新部公布的資料顯示，國家9級公務員競爭率在2011年一度達到93.3比1的最高點，之後南韓政府開放更多職缺，在2017有22.8萬人報考，創下報考人數最高峰，當年競爭率達46.5：1。

韓國一直是個考試社會：要擠進韓國被稱為「天空」（SKY）的三大學府（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上補習班刷題必然少不了。升大學的補習班原本集中在市中心的鍾路區，70年代政府為改變市中心結構，要求補習班遷走。當中的一部份就遷到了鷺梁津。在這裡，超過250家專攻公務員的補習班藏在大廈裡，只容得下一張床和小書桌的考試院滿街都是。而考生專用套房、食堂、廉價文具攤、24小時咖啡廳自修室也如春荀冒生，聚成人們口中的「考試村」。

過去二﹑三十年，這裡反映了南韓的一種時代精神。不過，根據南韓人事革新部公布的資料顯示，2023年最基層的國家九級公務員報考人數僅有12萬多，競爭率為22.8：1，創下31年來最低紀錄；另據一份針對六千名現職公務員的調查顯示，有46.2%的人表示想離職和非常想離職。

歷經三年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人們理應深感穩定的重要性，但在當下，年輕人們越來越不想進入體制，甚至想離開。考公熱潮的消退，一方面體現生活現實考量——公務員薪資調整追不上通脹，時薪還比最低工資都要低，年輕人不想當吃不上飯的「神」。

正在改變的還有南韓的從眾文化。在一則關於鷺梁津不復熱鬧的新聞下，一名網友留言：「之前很多人是沒時間和機會思考真正想做什麼，現在這樣的人變少了，反而是好事」。

「鐵飯碗」

公務員需要的是聽話、依照上級指示做事的人。

「穩定」，2016年，當時25歲的羅竇熙就是奔著這個來考公務員。

羅竇熙的父親原本在南韓最大的財閥集團三星工作，在40多歲時突然「被離職」。「他們不資遣你，但整個氛圍都是在逼你離職。」大企業的組織文化分層管理、晉升有序，擠不進陞遷名單的舊人不走、新人也會進不了。壯年失業後，羅竇熙的父親只好到處在各種職場流轉。

動蕩﹑朝不保夕的童年，讓羅竇熙特別渴望「鐵飯碗」。對於童年鬱結最明顯的解答，好像就是「考公」。

南韓公務員一共分9級：第9級為最初階的基層人員，其中又區分為國家職和地方職，一般在街道辦事處、市政府等地方工作，最熱門的警察和消防員也屬此等級，但警消公務員除了筆試，還要通過體能測驗；而5級以上則為行政管理階級，可在行政部門、外交部工作。

羅竇熙在大學期間休學服兵役，被分配到警察局。當時一般警察每個月加上津貼的薪資從250萬至350萬韓元不等（約1900至2700美元），資深警察更有機會月領4、500萬韓元，比起中小企業平均不到300萬韓元的薪資更高。同時，還會依照任職的地區和職務內容調整津貼，退休後又能領取公務員年金。羅竇熙就是在這時，被警隊的鐵飯碗吸引的。

2016年，羅竇熙大學畢業，幾乎是立即在鷺梁津開始了他的考公之路。第一次走進鷺梁津看到的景象，羅竇熙至今難忘－－在公務員是「神的職場」的日子，鷺梁津考試村的街頭人多得連路都看不見，連用「烏泱泱」來形容都不為過。每一天，他都夾在看不見盡頭的人潮裡，把雙手夾在胸側，低著頭，把自己縮到最小，夾在人群中走到補習班。

補習班學費不高，每月大約不到50萬韓元（約380美元），但因為有幾百人同時上課，教室位置緊張，只有提早來的人能進到有講師的教室，其他的人只能到隔壁的教室，看電視螢幕轉播課程。所以補習班還沒開門的清晨，已經有很多人在門口排隊。

為了搶進去有講師的教室，羅竇熙每天早上6點半出門。在那些拚盡全力考試的日子，他日復一日照表操課，晚上11點半才從補習班離開，中途餓了就走到附近的杯飯（컵밥）街，隨便買個當時2000韓元（約1.5美元）的杯飯果腹。杯飯是考試村的副產物——發泡膠碗裝着白飯、炒豬或牛肉和芽菜，還配上顆荷包蛋；製作十分鐘，站着快速扒吃也用不到十分鐘，吃飽就可以繼續讀書。在考上公務員的目標面前，衣食住行都只是其次。

「大家都是這樣的，好像眼中有火。」在鷺梁津待過的人，都知道彼此不是同伴，是競爭者。在補習班一年多，羅竇熙從沒和坐在旁邊的同學說過一句話。

來鷺梁津的人各有故事。經濟系畢業的白道賢就跟羅竇熙不一樣：他是被動地來考試的。他本來想在銀行上班，2012年大學畢業後，他投過3、40封履歷，但都沒獲聘。母親不希望白道賢渾噩度日，把他送到鷺梁津：「我媽抓著我的手，把我帶到鷺梁津的補習班報名上課。」白道賢不斷抗議，母親只是說：「你做得到。」

一開始，白道賢一天只去補習班4個小時，一方面是因為討厭唸書，一方面也因為自信很容易就考上。他早上10點進補習班，下午2點下課出來以後，就在網吧打電動。

以9級公務員考試為例，考科一共五門：英文、韓文、韓國史、行政學、社會學。200道選擇題，作答時間兩小時，意即30秒要解一道題。第一次考試結果出來，白道賢落榜了，他很驚訝。這次失敗好像在他心裡點燃了一團火：他沒有放棄，還以更高的7級公務員為目標再考，落榜，再考，再落榜。

如此六年，在白道賢決定可能是最後一次考試的時候，他考過了。「其實像我這樣考這麼久才合格的人不多，他們很多人考兩、三年不成功就放棄了，或只是為了打發時間地去考試，我能考這麼久，也許是因為我並沒有盡全力去考」。

和大部分的考生狀況不同，白道賢形容自己不是一個「正常的例子」——備考期間姐姐每個月有給他提供零用錢。因為經濟壓力比別人少，自然留在這無間考試地獄的時間也能更長一些。

「我還是幸運的。」他這樣總結。

曾帶領MBC電視台工會罷工的記者李容馬，在16年記者生涯裡跑過社經政治新聞，他在書中一句總結在南韓當公務員的成功秘訣：「想成功、想出人頭地，就絕對不能跟組織唱反調，也不能做出脫離手中有人事權的人可以掌控的行為。」尹錫宇覺得，自己考試失敗，應該就是這個原因。

現年41歲的尹錫宇個子不高，修着一頭俐落短髮，比起普通南韓男生，他更黝黑一些，還能說流利英語。2021年，他在菲律賓做小生意，開spa店和鞋店，但疫情爆發後馬尼拉大封城，店裡超過三個月無法營業。尹錫宇回到韓國，想等待疫情結束，但都還沒等到盡頭。「我在韓國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在百無聊賴的日子，尹錫宇想起朋友年前考上公務員，決定一試。因為擔心染疫，他沒有上補習班，只靠線上課程和自修。那個時候，他一天至少要唸12個小時的書。兩年前的他，連剃鬍子和剪頭髮的時間都不想浪費，有時候一天能唸書唸到16小時，即是說，早上9點起床，只扣除吃飯、上廁所的時間，到半夜2點睡覺之前，都是在温書。但他也許是特別會唸書，也許是特別幸運，只花了六個月就高分通過了筆試。

但通過筆試，還有面試等著他。尹錫宇起初並不擔憂，因為在筆試中拿到高分的人，面試幾乎十拿九穩，會被攔下來的是極少數。

但他居然成為了例外。「（面試時）三個主考官對我一個人提問，包括法律題目、個人經歷等。但第二輪面試時，主考官一直不滿意我的回答，不但打斷我，又質疑我沒聽懂提問，我請他再說一次問題，他又不說。」他最終落了榜。

「我想也許他們（主考官）就是不喜歡我和我的工作經驗。」尹錫宇認為自己的創業經歷，可能讓考官認為他太有主見，不容易使喚，才會在面試時故意刁難他，因為公務員需要的是聽話、依照上級指示做事的人。

羅竇熙備考一年多，把全部精力灌注在考試，與當時交往的女朋友吵吵鬧鬧，最後分手。他考了四次，還是失敗告終。他在備考期間，不斷在不安和失落中來回，結果罹患憂鬱症、恐慌症。「有一天我在廁所，上一刻還在滑著手機，下一刻突然一種恐怖感冒出來。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種感覺，我只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長達半年時間，他不想和朋友見面，甚至希望成為大家都不認識的人。

但他隱瞞了自己的病情，不願踏進精神科求診。因為在他認知中，「要當公務員的人如果在精神科留下紀錄，很有可能不被錄取。」有志考公的人，大概都深知在南韓，組織就像一台大型機器，而他們的角色是螺絲釘－－一顆稍微跟其他螺絲釘不一樣的零件，只會被棄之敝屐。

鷺梁津就像一家工廠，生產的是最吃得苦，最沒有怨言的螺絲釘。過去二﹑三十年來，鷺梁津製造了無數的成功故事，但有多少個像羅竇熙這樣的人被壓得面目模糊，大概沒有人記得起來。

吃不上飯的「神」

「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南韓知識分子金振京說過，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將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一百年；而南韓更在六十年代後，把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三十年。這種速度令其無法反思自身文化，亦認為反思是「非必要的事」。 也許自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開始，三十年的軍人統治，也令權威文化深植社會，也令南韓社會有根深蒂固的，講求先後輩、服從權威的傳統。

但這種權威文化，似乎也非不可鬆動。

「韓國人有一種跟風、追隨別人的習慣，當大家都在考公務員，不知道要做什麼的人，就會去跟著做。」羅竇熙認為當年形成公務員熱潮的原因，是許多人盲目跟潮流去考試，導致考生數量過度膨脹。但他說：「許多人並不是真的想當公務員。」也因此如今考公務員的人數變少，他一點都不驚訝。

2022年5月，一名在全州的53歲公務員因為地方選舉連續兩天上班十多小時，最後腦溢血死亡；2021年9月在仁川的一名公務員自殺，他被發現從2020年3月擔任公務員以來，加班了1200多個小時，死亡前2個月甚至每周工作超過116小時。類似案例時有所聞，根據韓國民主黨議員權仁淑向韓國人事革新處取得的資料顯示，2018年10月至2022年6月間，有137名公務員被認定過勞死。

基層公務員工作量高，但薪資卻跟工作量﹑或考試難度不成正比。根據韓國人事革新處公布的公務員年薪資料[W4] 顯示，2023年年資僅1年的9級公務員者，基本月薪僅177萬韓元（約1358美元；不含伙食費、津貼費），但同年的勞工最低月薪是201萬元，也就是說，基層公務員連勞工最低薪資都賺不到。

雖然這並非常態，根據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基層公務員過往薪資幾乎都高於勞工最低薪資，但在2018年勞工薪資提升後，兩者差距才拉大；加上2022年全球通貨膨脹嚴重，公務員的人工加幅還遠追不上通膨。

除此之外，根據韓國國會立法調查處的統計，2020年至2022年，地方政府機關收到了79,904件的惡意投訴，其中最多的包括對公務員言語暴力、辱罵（62,295件）、威脅（9,839件）、性騷擾（944件）、攻擊（359件）。這些狀況，讓許多公務員萌生離職念頭。

在鷺梁津六年後，終於當上公務員的白道賢，也不覺得自己從此就上了神檯。

2019年剛入職時，白道賢月薪僅約180萬韓元，扣掉約15%稅金，剩餘約8成都給了父母，他自己每個月僅花30萬韓元。公務員薪金會隨著年資增長，如今白道賢晉升成8級公務員，為了多領些津貼，他平日、假日都會加班，現在月薪有將近300萬韓元，但扣掉稅金後，實際可以領到約250萬韓元，即不足2000美元。

在這幾年，白道賢也看見不少同僚，因為受不了職場文化和壓力相繼離職，「剛當上公務員的人一年之內，大概有15%會離職，5年內大概有30%也會離職」，當上公務員後，白道賢才發現工作量比他想像的還多，民眾惡意投訴的事件也常發生。加上公務員職缺在2018年曾一度擴大增聘，白道賢也有感晉升的競爭更激烈，加上上級的處事態度保守，並不容許基層跳脫框架行事。

另外，韓國百萬名公務員的年金赤字，在2014年高達2兆4千多萬韓元，使得韓國政府展開公務員年金改革措施，使得2016年後錄取的公務員每月繳納的年金費率提高，但退休後領取的年金卻降低約10.5%，這也是白道賢起初未料到的事。

考試六年，最終職場的現實似乎不如預期，記者問白道賢會不會有想離職的念頭。但他深知，像他這樣花了很多時間考公務員，又沒有其他職場經驗的人，要再轉職並不容易。所以他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和他當初四處求職失敗，被母親拉去考公務員的原因一樣。

羅竇熙形容的跟風考試，大概就是像白道賢這樣的狀況－－沒有其他積極的目標、沒有迫切的財務壓力，被動地、依照父母的建議去考公，不疾不徐地當了職業考生6年，又在保守的公務員職場中學習安分守己。

但像白道賢這種人生故事，曾經在南韓人人趨之若鴛。

而考試失敗的尹錫宇和羅竇熙，就沒法像白道賢那樣，能停止思考前路了。「我當時曾經想向媒體投訴，質疑主考官對我的經歷有偏見，才故意刷掉我。」但尹錫宇想想又覺得，面試本來就很主觀，根本難以證明對方偏頗，他最後選擇接受自己失敗的事實。

對於花在考試上的時間，尹錫宇坦言後悔，但也只無奈地總結：「Life goes on。」他後來沒再回到菲律賓，在韓國交了女友，結了婚，在一家跨國企業找到一份還算滿意的工作。他越來越少想起考公務員的那段過去。

至於羅竇熙，在他決定放棄考公務員後，憂鬱症幾乎不治而癒。為了存錢，他在各種職場流轉，餐廳、物流、手機行、咖啡店，也花了兩個月去歐洲旅行，但最後父母一句話「你還不找工作嗎？」將他拉回了現實。

羅竇熙先進去一家社會企業公司上班，月薪230萬韓元（約1769美元），工作1年多後朋友找他到政府旗下的社會福利中心工作，屬約聘職，專門經營社區連結，月薪大約250萬韓元。但才做了1年，因為中心裁減人力，他又頓時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一邊找工作，一邊也把攝影的興趣拿來賺點外快，幫朋友拍拍照片。現在的他比從前愛笑。「後來覺得，如果當時考上公務員，我可能也會很不適應那種組織文化。」

尾聲

我們到訪鷺梁津的時候是11月中，首爾接近零度，午飯時間的偎冷的學生們雙手插在口袋，零星地走出學院覓食。我們走上窄小的樓梯，進到第一書店，裡頭汗牛充棟的全是公務員考試用書，書牆隔絕了冷空氣。

約7坪大的第一書店在1998年開業，是第一間在鷺梁津插旗的公務員考試專門書店。59歲的書店老闆鄭大烈說，自己就是鷺梁津的歷史：在1999年開書店前，鄭大烈也曾是個失意的考生。他當年從第5級考起，但落榜後存款吃緊，決定放棄考試。

但考試失敗後，他卻乘上這波熱潮開起書店，失敗的考試經驗，成為他和客人交心的橋樑。25年來，他見過鷺梁津杯飯街萬頭攢動，看過許多考生徘徊在鷺梁津街頭多年，也明白考生的心境。「5年以上仍考不過的話，有些人會變成萬年考生，失去鬥志和熱情，形式上反覆地準備考試，好像老鼠在跑滾輪，實際上是他們花了太多時間在考試，反而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鄭大烈說。

十一月的深秋首爾，人們幾乎都把自己裹在黑沉沉的羽絨服裡。白道賢帶我們走到以前補習班大樓的地下室餐廳，熟門熟路地拿起餐盤夾菜，幾樣韓式小菜配上一個主餐，多種泡麵任君挑選，白飯無限取用，7000韓元吃到飽的「考試自助餐」，一次買個10張、20張的餐券，還能更便宜。「現在漲價了，以前才4000韓元。」

2019年開始，疫情改變了全世界，也改變了鷺梁津的生態。午餐時間，鷺梁津路上有些餐廳沒開門，有些掛著考試院招牌的大門卻深鎖，一些考生三五成群經過，讓餐廳熱鬧了一會。但羅竇熙形容的人山人海場面，早就不復返。

韓國統計局的《2023年社會調查》報告中，針對13歲至34歲的青少年進行調查，結果顯示27.4%的人想進去大企業，高於2021年的21.6%；但想進入公營企業和當公務員的只有34.4%，比起2021年的42.5%低了不少。甚至在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中小學職業教育現況調查》中，公務員第一次跌出前10名之外。

《2023年社會調查》報告中也顯示，比起2021年，韓國人選擇職業的理由中，收入高低仍是最重要的，但重視安定性的比例下降了，反而職場環境和興趣比過去更受到重視。這顯示民眾選擇職業的因素正在變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專門技術的職業、海外就業和創業越來越受到青睞。

「現在實體書店和網路書店的營業額，大約佔了我們營收各半。」第一書店在2001年開始經營網路書店，幸運地挺過疫情，但周邊其他書店有些已關門大吉。

說到鷺梁津沒落，鄭大烈認為有三個主因，學生在疫情期間適應了線上課程、韓國人口減少和公務員職缺減少。「大概5年前開始，韓國少子化的問題逐漸浮現，因為青少年人口減少，導致公務員職缺也變少，加上疫情爆發，來鷺梁津上課的學生一下子少了很多。大家習慣線上課程後，即便疫情結束，想考公務員的人也不見得一定要來補習班上課了。」鄭大烈估計，現在來鷺梁津的考生只剩以往的3成。

在Youtube有這麼一個新聞片段：2017年凌晨4點的鷺梁津街頭，下著雪的零下10度，記者採訪數十名盤坐在雪地排隊的學生，他們挨著微光一邊看書，一邊等待補習班拉開鐵門。他們要衝上樓在課室中搶到最靠近講師的座位。

不知道當年雪地裡的考生，有多少人如願上榜，又是否還有人仍在鷺梁津徘徊。鄭大烈跟我們說，他常常在店內遇到一些當到高級公務員的人，帶著朋友或小孩來書店，細數當年在鷺梁津度過的歲月，「他們跟我說，雖然你不認識我，但我以前考試時常常來這邊買書。」

鄭大烈年歲漸長，待在書店的時間越來越少，他說我們能巧遇他，「你們運氣真好。」我想起羅竇熙、白道賢和尹錫宇的經歷，運氣可能是在鷺梁津最重要的東西之一。